谁翻译了“摇滚”:从80年代的大陆,说到70年代的台湾,再到60年代的香港

有话直说 谁翻译了“摇滚”:从80年代的大陆,说到70年代的台湾,再到60年代的香港

两岸三地曾经的摇滚岁月。

编者按: 本文为读者投稿,作者中散,软硬通吃无忌口,冷热兼备不装逼,众声喧哗,做一个踏实写字的人。

最开始想到这个题目,只是想追究一下词源,或者只是追问一下,“摇滚”这两个字,到底是谁最先发明出来的翻译。

后来发现,这个话题远比想象中复杂。追问完七八十年代大陆,还到不了源头,还需要追问台湾,追问香港。在各自激荡的年代,“摇滚”这个舶来词,与两岸三地的命运始终暗中联结在一起。

希望这篇全文6233字的文章,能够给读完的你,不一样的收获。

【 前言 】

摇滚,一种通俗的解读 

言及“中国摇滚”,似乎默认场景就是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乐队乐人很少被提到,甚至影响力的罗大佑beyond,也很难融入这个话语体系中。

但就这篇文章的结论而言:“摇滚”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台湾;而最先接触摇滚乐的,是香港。

除了“摇滚” ,Rock‘n‘Roll还有许多其他通俗的翻译。“摇摆乐”(现对应爵士乐中的Swing流派)在最开始曾经和“摇滚”混为一谈。除了意译,也有音译,如“乐与怒”是由粤语发音而来,而普通话中也有“肉啃肉”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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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崔健用《一无所有》震撼国人以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启程以后,“摇滚”在中国才真正兴盛起来。但在与普罗大众相遇之前,“摇滚”怎样被少数精英认识和解读的,很少有人挖掘。

而当“中国摇滚”真正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时,又离西方传统上的摇滚越来越远了。以至于国外媒体和学界提到“中国摇滚”时,有时会直接译为“Yaogun”。

这篇文章尽可能整理文献,搜集那些还没有被称为“摇滚”的摇滚。从80年代的大陆,说到70年代的台湾,再到60年代的香港,在那些摇滚第一次带来冲击,又尚未被命名的日子里,有更多故事可以讲。

【 大陆 】 

知名中国摇滚推动者黄燎原曾经回忆,最早看到“摇滚”,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几本上海杂志上。这已经是比较早期的对“摇滚”二字的个人记忆。摇滚最后能在大陆星火燎原,离不开支持者们的传播活动,除了乐队和乐人,“摇滚”概念的推广,离不开书刊杂志。

然而,最先接触摇滚,翻译摇滚的,不一定是这批人。

坊间流传着“林*果是中国摇滚第一人”的传说,伍德斯托克的录像带,很可能早就出现在少有人能接触到的“内参片”中。不过,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陆,一切关于新兴文艺的可能,都要等到改革开放的到来。

1.人民日报和崔健(1986~1988)

1986年5月9日,崔健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无所有》。这件事的轰动效果和历史回响太大了,以至于有时我们忽视了当时其他媒体的应和与推动。

不过,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我们选择性遗忘。当时的新闻界,确实对这件事未置一词。而是文化界,和崔健的狂热粉丝,让人们了解了崔健和摇滚,奉《一无所有》为精神宣言。

而当人民日报正式发声时,意义非同一般。两年之后,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文艺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的文章,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的主流媒体上被报道,而且,是正面报道。——在党报上,崔健和“摇滚”被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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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人民日报,还给了崔健更多机会。同样在1988年,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选”,《一无所有》入选了十年金曲,崔健也位列优秀歌手。随后,12月3日,“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上台唱的却是刚刚创作的《一块红布》。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1989年2月,中国第一张原创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正式发行。“摇滚”两个字,藉由歌词,传遍大江南北。那时的摇滚,杂糅了太多本土的元素。张培仁第一次来大陆,见到崔健时,曾经建议崔健放弃“摇滚”两个字,把他的歌命名为“刀子歌”,但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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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沿着“摇滚”两个字,长期封闭的青年们疯狂模仿学习西方流派,短时间内已经齐备了西方发展几十年出现的各大流派。这种激情和速成,造就了中国摇滚的独特景象,也埋下了揠苗助长的祸根。

2. 翻译“摇滚”(1980~1986)

1980年12月8日,约翰·列侬在纽约被枪杀,震惊西方世界。而在东方,也有些许回响。如在1981年第6期《世界知识》杂志上,有一篇题为《“甲壳虫”歌星——列农》的文章对列侬作了介绍。文末的总结是:“他的一生中,既批判嘲弄了资本主义,又忠实地为它服务。”

而这篇文章提到摇滚乐时,介绍如下:“摇滚乐,即摇摆舞乐曲,爵士音乐的一种。”虽然对摇滚的界定不准确,但全文已经明确使用“摇滚”一词。

但在八十年代初的杂志期刊上,这只是个例。更多文章对“摇滚”的介绍非常混杂。

如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在1980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英语新词的产生与构成 为<10,000英文新字字典>写的序言》。这篇文章对摇滚乐词条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但采用的译法为“乐与怒”和“摇摆乐”。

 

《人民日报》也早在1981年出现过提及摇滚的文章,在1981年2月5日的第五版中,出现了一篇转载自文汇报的《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以相对客观的态度介绍摇滚,“就举西方五十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摇滚音乐为例,它既有庸俗无聊、色情淫秽的内容,也有内容深刻甚至表达人民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歌曲。”这里采用了“摇滚音乐”的说法。

这种混乱一直到1986年也没有完全统一。1986年9月发刊的《音乐世界》杂志中,有一篇《欧美流行音乐漫谈》的短文,对流行音乐作了十大流派的分类,其中包括爵士摇滚乐、滚石乐、颓废派摇滚乐、进步音乐等种类,在摇滚乐的介绍上已经比前人丰富,但因为译名的原因,仍然有一些定位模糊的概念。如进步音乐,应该是指前卫摇滚(Progressive Rock),而滚石乐等词,现在看来并不知其所指。

确定“摇滚”两个词来指代摇滚,需要专业期刊的发言。除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专门介绍摇滚乐的文章和杂志外,其实,在另一本有重要地位的杂志上,早已不止一次明确提到过“摇滚”。这本杂志,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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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人民音乐》上有过一篇对美籍音乐家李惟宁教授的专访,里面提到,对欧美音乐要“谨慎对待”,因为“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不过,文章之中有一段可能并非李教授原意的文字,明确了对摇滚乐的批判态度:“其音响杂乱刺耳,毫无艺术价值 。它的演出常和吸毒、殴斗、同性恋等流氓违法活动伴随在一起。这样的东西,就应予以抵制。”

3. 恢复文艺工作(1978~1980)

上文关于大陆对摇滚乐的介绍,并没有追溯到头。1978年时,已经有期刊中出现了摇滚乐。不过,追溯到1978年,正值特殊年代的结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再往前寻找,也是徒劳了。

 

这篇最早关于“摇滚乐”的介绍,是在1978年出现于一本名为《电影艺术译丛》的电影刊物上。其中采用的是“摇摆乐”的译法,但从内容可以看出并非指Swing,而是Rock ‘n’ Roll。这篇文章题为《好莱坞的“狄斯谷”热潮》,其实,是从电影配乐和原声带,间接涉及到了摇滚乐。

《电影艺术译丛》创刊于1952年,在特殊年代被批为“大放其毒”的“黑刊物”,直到1978年,《电影艺术译丛》复刊,复刊语中介绍,复刊由头是“今年(1978年)六月,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相继恢复了工作”。

复刊时的状况也较为艰难,“复刊后的《译丛》作为内部刊物暂时将不定期出版。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在不太远的未来改为定期出版。”实际上,《译丛》的复刊动作已经是快的了。前面提到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是等到1979年复刊,最早的《人民音乐》是在1976年。可想而知,这段时间其他文化类刊物的境遇。

这种场景,正如那首能击中所有中国人的歌一样,“一无所有”。

就连“摇滚”这个译法,也极有可能并非大陆原创,而是来自于海峡对岸的那座美丽岛。

【 台湾 】 

即使是提到最具声望的罗大佑,人们也很少把他和“摇滚”直接挂钩。台湾发展出来的摇滚,如果说教父级的齐秦、伍佰,会有很多人存疑;如果说影响力最大的五月天,怀疑者更甚。虽然近年来有“草东没有派对”这样的独立乐团在大陆爆红,但要单独谈论台湾摇滚,还是没那么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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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说起70年代的“民歌运动”,又是另一番情景。相对于“英伦入侵”对世界的冲击,台湾更多吸收的,是鲍勃·迪伦代表的美国民谣摇滚。

和民歌运动相关的人身上,其实不难发现摇滚的痕迹,只不过再没多少人去追寻。滚石唱片的名字,就直接来自于摇滚乐;写出《乡愁》,影响民歌运动的余光中,也是摇滚乐的忠实拥趸,甚至可能是最早翻译出“摇滚”二字的人。他们身上,有“摇滚”这两个字的足迹。

1. 滚石唱片(1980)

滚石唱片(Rock Records)培育了太多华语流行歌星,最初命名它的人,和单纯的摇滚梦,虽然还摆在名字里,但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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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段钟沂、段钟潭兄弟在台北市创办“滚石有声出版社”,即滚石唱片的前身。而滚石更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6年两人创办《滚石》杂志(Rock Magazine)。这份杂志被称为台湾摇滚音乐的鼻祖,启蒙了台湾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但杂志的经营状况是:“办了四年,亏得一塌糊涂,负债700万台币。”

但他们的文章中,已经反复出现“摇滚”二字。

滚石唱片,给段式兄弟带来了真的腾飞。滚石创办不久,罗大佑就带着《之乎者也》找上门来。虽然罗大佑的风格对当时的主流音乐观念是一个挑战,但有着台湾年青一代作听众,发行之后,就被媒体评价为“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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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罗大佑和摇滚并没有等号关系,真正以摇滚为名的,是薛岳和他1984年的《摇滚舞台》。有人视之为台湾摇滚乐的开端,可惜,论及影响力,还达不到掀起另一番风浪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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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摇滚本来就不适合台湾,也许,同样影响着滚石唱片和罗大佑的民歌运动过于强势,已经留不下更多的空间。

2. 民歌运动(1970-1980)

民歌运动不仅是音乐,还有和社会运动与人心动荡的结合。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这只是宝岛众多内外变局中的一个。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人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台湾音乐受美国音乐影响太深,在70年代初期,乐坛上仍然流行着欧美风格,本土创作并不受重视。也有早一步觉醒的年轻人,1973年,胡德夫曾经举办过创作发表会,李双泽、杨弦都上了台,但这次活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这三位先行者,被称为“台湾民谣运动三君子”。

历史总是记住最具戏剧冲突的画面。1976年12月3日,李双泽在淡江大学的西洋民歌演唱会上,从台上摔下可乐,号召“唱自己的歌”。这幅画面也被称为“淡江事件”。一声切中要害的口号,击中了年轻人,更多人把视线转移到本土创作上来,这被视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

虽然民歌运动受到美国民谣和摇滚的间接影响,但摇滚的那一部分,却仿佛没有在那个年代发力。

其实,在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身边,摇滚也在。关于摇滚的书目、吉他谱也在。1977年台湾出现的一本名为《摇滚》的书中,把时间锁定在1955年至披头士解散,罗列出每年的年表,已经是非常详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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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是台湾第一次出现“摇滚”字眼,远远不是。

3. 余光中(1970)

1975年,“台湾民谣运动三君子”之一的杨弦发表了《中国现代民歌》专辑,全部是余光中的诗作,被认为是第一张有资格被称作“民歌”的专辑。

而余光中的诗,与其说是“被选择的”,不如说是“早有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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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乡愁》在内,余光中的许多诗,都受到美国摇滚乐的歌词结构影响。他有意把诗写成易于谱曲的模式。1970年时,他甚至仿照鲍勃·迪伦的名曲《Blowin’ in the Wind》,写出了《江湖上》。马世芳曾说:余光中开启了台湾诗词谱曲时代。

那时的余光中,在美国见识了民权运动和民谣摇滚,在整个世界被撞击的年代,在异乡怀念着故土。余光中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摇滚乐的兴趣,他在1972年的散文集《焚鹤人》中,就有专门一篇题为《摇滚乐与现代诗》的文章。他曾经回忆,1969年在美国丹佛时,“最能够消愁解忧的寄托,不是文学,是音乐,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民歌与摇滚。”

余光中不仅是写作者,也是推广者。

1971年,余光中由美返台,任师大教授,同时在台大、政大兼课,并主持中视“世界之窗”节目,在文章中,在电视里,开始推广摇滚乐。

从以上资料不能断定余光中就是翻译“摇滚”二字的那个人,但又一个细节,可以把“摇滚”二字的诞生,锁定在1970年前后。

余光中1969年之前完成的《敲打乐》一诗中,提到鲍勃·迪伦的音乐时,还是称为“敲打乐”。

而70年代初回到台湾推广“摇滚”时,在他的文章里,“摇滚”,已经是翻译好的名词。

【 香港 】 

相较于台湾更多收到美国影响的情况,香港在音乐文化上受到的冲击,则更多来自于英国。两岸三地之中,当时的香港,离西方的距离最近;虽然最先接受摇滚乐,但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香港可能并不是最早翻译摇滚的地方,那里最早的摇滚乐,都是翻唱英文歌曲。

1964年,披头士带着“英伦入侵”的浪潮席卷全球,也侵袭了香港。然而,娱乐产业发达、最早接受冲击的香港,却长期没有诞生过让历史铭记的摇滚乐。

 

时代在变,每个时代都有玩乐队的年轻人。当滚滚的历史车轮来到八十年代,香港将要回归祖国的消息传开时,从未思考过的诸多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身份变迁和价值认同的讨论,一直到今天还有余声,更何况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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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冠杰被称为“粤语流行音乐教父”,他也在六十年代玩过摇滚乐队,但摇滚在那个年代的香港找不到归属。二十年后出现的Beyond,遇上另一个变革年代时,发出的时代声音,成为香港摇滚的绝响。

1. Beyond(1983)

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谈判结束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滑了一跤,在这个国度留下了最经典的政治笑谈之一。

1983年,Beyond乐队成立。

Beyond的早期作品,关于前途和命运的思索还并不明显,个人体验与渴望,是表现得最成功的主题。《再见理想》这首地下歌曲里,黄家驹唱着“一起高呼Rock‘n‘Roll”——也并没有“摇滚”,是直接引用的英文。

谁翻译了“摇滚”:从80年代的大陆,说到70年代的台湾,再到60年代的香港

 

而在1988年转折之作的《秘密警察》中,成功为Beyond打响名号的一曲《大地》,是Beyond第一次高声表达对神州大地的思考。香港回归已然敲定,而香港民众的心态还在太多的不确定之中。在一众关流于娱乐和消费的粤语歌曲之中,《大地》这样的歌,太与众不同。

1991年,Beyond到日本发展。1993年,发行《乐与怒》。如前文所言,“乐与怒”,正是Rock‘n‘Roll的粤语发音。在异国他乡,对个人与故土的思索更深一层。1992年《继续革命》的专辑中,出现了《长城》《农民》《遥望》等一系列寄托家乡情思的作品,其中不乏一些深刻的探索。——大陆在八十年代末的变局,加重了某些担忧和迷茫。

 

可惜,Beyond的光辉随着黄家驹遭遇意外戛然而止。

2. 中文运动(1968-1974)

七十年代初期,香港还是英文歌的天下。正如当时中文在香港的地位:并非官方语言。

然而,中文运动酝酿已久。1968年开始,香港大学生发起中文合法化运动。1974年,政府立法通过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与之同时觉醒的,是香港本土歌曲。1972年,许冠杰在TVB特别节目《双星报喜》中首唱《铁塔凌云》,并于1974年推出粤语专辑《鬼马双星》;1974年,仙杜拉的《啼笑因缘》走红……这些粤语歌曲伴随着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大获成功,开启了香港人唱粤语歌的风潮。

在此之前,香港乐坛还是欧美音乐的天下。包括“粤语流行音乐教父”许冠杰在内,都是从那个年代走来。

3. 英伦入侵(1964)

1964年6月9日,披头士来到香港。这波席卷世界的披头士狂潮,香港并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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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香港的年轻人开始留起披头士的发型,开始玩乐队。当然,玩的都是英文曲目。

六十年代时,许冠杰的The Lotus乐队和泰迪罗宝的The Playboys乐队,是一时的潮流代表。即使在七十年代初期,谭咏麟所在的温拿乐队,也是演唱英文歌曲。直到在许冠杰等人的带领下,粤语流行歌曲成为主流,谭咏麟等人单飞之后,也开始发行粤语专辑。

但从临摹西方到转向粤语,整个过程里,似乎没有摇滚的踪迹。即使像The Lotus这样风评很高的乐队,即使有技术和包装的加持,在那个摇滚与社会议题密不可分的年代。也无法成为振臂一呼的时代噪音。

那时的香港,也没遇到后来那样复杂的命运思考——像台湾七十年代的变局、大陆八十年代的转机一样的思考。香港的注意力,还没有聚焦到世纪末的的路口。

【 后记 】

90年代的尾声 

讲完了香港、台湾和大陆各自的摇滚故事,看似各自分隔,其实,终将相遇。

那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

那个晚上,在魔岩唱片(滚石旗下)的筹划下,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从大陆赶来香港,创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辉煌顶点。

我们会缅怀那个辉煌,也请多反思辉煌的背后,也请,多追溯一下,两岸三地的曾经。

【参考文献】

著作:

[1] 洪维健. 摇滚[M]. 台北: 开源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77.

[2] 郑狄麟. 香港流行乐队音乐发展史略[M]// 朱耀伟. 光辉岁月:香港流行乐队组合研究(1984-1990). 香港: 汇智出版社, 2000: 70-89.

[3] 雷旋. 香港抗议之声:嬉笑怒骂,温柔反叛[M]//思想编辑委员会. 音乐与社会(思想24).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161-168.

[4] 余光中;梁笑梅. 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期刊:

[1] 顾凌远. 好莱坞的“狄斯谷”热潮[J]. 世界电影, 1978.

[2] 罗斯. 英语新词的产生与构成 为《10,000英文新字字典》写的序言[J]. 读书, 1980(6).

[3] 毛继增. 心向祖国——访美籍音乐家李惟宁教授[J]. 人民音乐, 1980(7).

[4] 共力. “甲壳虫”歌星——列农[J]. 世界知识, 1981(6).

[5] 张辑. 欧美流行音乐漫谈[J]. 音乐世界, 1986(9).

报纸:

[1] 谭冰若. 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关于当前音乐创作和表演的讨论[N]. 人民日报, 1981.02.25(7).

[2] 顾土. 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N]. 人民日报, 1988-07-16(7).

【THE END / 微信公众号:rockthe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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