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马拉松。
百八里秦川上，有一位“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农民刘小样。
今天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农民，耕耘在山东淄博，名为叫杜深忠。
他应该是一位小说家、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但他偏偏就是一个农民。
作为农民，杜深忠并不称职，因为他每天都在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到什么地步？
买不起宣纸，就一首握毛笔，一首拿着水盆，毛笔蘸水，蹲在地上练书法。
投进门来的光，在水泥板上铺成天然的宣纸，任由他驰骋疆场，免费。
按他的意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没什么值得歌颂。
每一寸都是血地。
他的故事被记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即使影片豆瓣评分9.3，拿了龙标，上了院线，获了23个大奖；即使他曾受邀去鲁迅文学院进修4年，但这些光环都没有改善杜深忠的生活。
他还是那个皱纹比山壑更深的农民，种着连年无人问津的苹果。
杜深忠与《乡村里的中国》导演焦波第一次碰面是在自家门口，那天他正蹲在地上拿着毛笔沾着水在地上写书法。
他对焦波说：
“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见到摄影组，杜深忠并不畏惧镜头，也并不羞涩，文化人的到来反而激发了他的表达欲，他接着补充道：
“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这么浪漫的一句话竟然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农民嘴里说出，焦波恍惚了。
这哪是农民，这简直是艺术家！
事实上，杜深忠已经搞艺术搞了大半辈子，学生时代就一头扎进了文学里。
摘抄诗、写日记，对于书籍狂热的爱让他每周末可以翻阅两个山头去新华书店借书。
那时他也成日写小说，写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写吃人的封建村落，并且给大大小小的编辑部寄去。
结局是都被打了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莫言、成余华。
35岁那年，高龄未婚一心寄情于文学的杜深忠迫于压力成亲了。
不过人生也给他开了个玩笑，当他认为这辈子就被这座山村圈住时，鲁迅文学院向他抛出橄榄枝。
在和张兆珍结婚第二天，杜深忠拎上背包，手里攥着借来的200元钱，背上自己的文学梦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看似杜深忠离自己的理想进了一步，实则又是另一个深渊，系在脖子上的绳索还被牢牢地拴在那片土地上。
在北京的生活除了忍受贫穷，还有心灵上的煎熬和自我怀疑。
北京太大，文学世界太浩瀚，有才的人太多，杜深忠顿感自己的渺小，他说：
“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一天天干瘪的钱包，永远石沉大海的稿件，杜深忠失望了，退缩了…….
他想，或许自己这辈子只能做个农民。
逃不出时代的五指山，也没有天赐才华的饭碗。
他又回到山东，回到杓裕村，带着自己的自卑和懦弱，躲了起来。
书籍让杜深忠看见了沂蒙山区以外的世界，成为这个农民灰暗生活里的一束曙光，也成为他跌入痛苦深渊的一道闪电。
杜深忠生活的杓裕村是怎样的？
是百年老树被挖走时，农民脱口而出的移情愿望：
给这棵树办了农转非（农村户口转非农村户口）。
是杜深忠回忆起曾经因外出打工而落下的13颗牙齿。
他说，那是拿人肉换猪肉吃。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而外出务工对于他，对于杓裕村的农民来说，没有精彩，只有无奈。
或许你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故事。
在村里蹲守一年的摄制组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邻居张自军在贵州打工，从八米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了。
杜深忠听着，忘了抽烟。
按照村里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灵棚不能进家门，只能摆在村头。
亲友们从家里往灵棚走，哭丧着：
“我的兄弟，我的亲兄弟。”
下葬时，张自军的儿子站在棺材旁发问：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身旁的老人愣着，回答道，不小，不小。
最终建筑公司赔款55万，一大家子人迅速因为这笔赔款吵得四分五裂。
孩子当然不懂。
不懂爸爸去了哪里，不懂亲戚们头破血流争吵些什么，不懂村里的年均收入只有五千块意味着什么。
孩子在坟前下跪，周遭念着：
孝子添仓，万石余粮。
只是，当这位孩子长大后不可避免重复父亲的宿命，被卷入洪流，当他背离土地攒下万石余粮，衣锦还乡后又能够给谁添仓？
我们总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抱着刻板印象。
农村等于善良。
而善良，从来只存在于温饱之后。
现实是杓裕村还没有路灯，村民们晚上坐着三轮车出行需要自己打手电筒，因为这辆农用的三轮车并未配备车灯或车灯已坏。
当你只有一个手电筒，你就不会对压死的野狗善良。
农村两兄弟分家，为了公平，一张桌子四条腿拆两半的事情，自古以来不罕见。
一旦扯不清楚，奉上锄头与獠牙。
这就是杜深忠私奔北京不成后，将其牢牢锁住的土地。
别家在干农活时，杜深忠偷摸着拿一本《鲁迅文集》带到苹果地里看，要不就是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用毛笔沾着水写《道德经》，还能时不时看到他捧着把琵琶拨弄……
农民不种地，不干农活，就是村里的怪人。
没有钱，就要挨老婆的骂，变着花样的骂：
“你是头顶火炭不觉热。”
“鱼找鱼虾找虾，五流子找那蛤大蛤，兵对兵将对将，下三滥才配那恶儿当。”
“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无钱的君子下流坯。”
这是杜深忠妻子张兆珍常挂在嘴上的一类话。
可是，偏偏别人不关心的事，他最爱咸吃萝卜淡操心。
他残忍到不关心自己，只关心这个世界。
看到城里人把一棵百年古树砍倒，弄到城里去做绿化，他骂着：
“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就是看到那点钱了。”
家里的玉米地被獾糟蹋，妻子想要下药把獾毒死，他却说：
“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妻子反驳到：
“獾倒成保护动物了，谁来保护农民？”
杜深忠哑口无言。
他自顾自在劳作间隙敲响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关心奥运会，关心神舟飞船发射，不再关心自己农民这个身份。
为了一把690块的琵琶，他和别人合起伙来骗自己的妻子，说只要“400出头”。
这是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琵琶，在此之前，妻子只允许他拉那把早已走了音的二胡。
他捧着抱回来的琵琶就想捧着刚出生的婴儿：
“终究抱得美人归。”
被妻子“批斗”成下流坯的杜深忠，在这片生长了几十年的土地上是个异乡人。
音乐、文学、书法就是他的毒品，维系着他的生命。
他将自己与这土地的矛盾，与村里人的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转化成了和妻子之间的战争，化成了日复日，年复年的争吵。
某一年春节，杜深忠对儿子说：
“你妈妈她不认识我是谁，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妈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一种痛苦。”
他叮嘱儿子一定要好好念大学，一定要走出去。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家乡：
“实际上我一开始对这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办法、无奈。”
贫瘠的土地不养穷人。
影片的最后，是村晚的表演舞台。
曲子结束，人群散场，只有杜深忠一个人抱着琵琶呆坐在原地。
人们喊着：
“下来吧！”
他望着这把骗来的，690块的吉他，无言。
杜深忠看透了，他说：
“人有旦夕祸福。”
意思是幸福或者灾难的发生，都不可预料。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读一本书，弹一个音，写一个字。
朝闻道，夕死可矣。
影片上映十年后的今天，杜深忠70岁了，终日在老屋里写着《九成宫醴泉铭》书法。
他完成了女儿的婚事，培养出大学毕业的儿子。
女儿、儿子贴满了墙的奖状
但他仍说：
自己是个懦夫。
可还要多勇敢，才是勇敢？
原本是时代抛弃了他，却在自身的引力下扭转局面，反过来抛弃了时代。
他执笔写下这样的句子：
“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阳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天地间，一片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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