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离开十年的人又再被提起。
史铁生。
最初是余华说了个段子：“让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去当足球守门员是怎样的体验？”
这个问题史铁生很有资格回答。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作家马原在沈阳工作。他邀请余华、莫言等一行人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于是大伙把史铁生连着轮椅一起扛上火车。
作家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在学校篮球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
双腿残疾坐轮椅的史铁生原本被安排在场边做教练兼啦啦队长，眼看失球太多，余华们只好使出绝招，让史铁生当起了守门员。
“他很有可能一脚被你们踢死”。
史铁生守住球门后，学生们倒是再也不敢射门了，但作家们还是输掉了比赛，因为再也没进球。
其实这趟沈阳之行，原本是马原想带着史铁生去西藏看看。
史铁生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马原只好请他去了趟沈阳“。
在苏童、西川等老友共同参加的综艺《我在岛屿读书》上，余华说他搬家做过最蠢的事就是把所有信件都烧了，因为有铁生写的信。
大家提起史铁生只是一句平淡的“铁生”，仿佛他不是走了，只是错过了这次老友聚会。
而史铁生的故事由一个个老友补充，最终凑成了一个“人间顽童”的形象。
史铁生21岁就双腿残疾了；
他曾长久考虑要不要自杀；
21岁、29岁、38岁，死神至少找过他3次。
可他回顾这一生却说：我是这个世界最幸运的人。
史铁生大概算最幸运的一批残疾人。
第一辆轮椅是邻居的设计，那个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买不到。
父亲捧着图纸满城里找人制作，跑了好多天，才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肯接活儿。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和废弃的贴窗框。母亲又缝了坐垫和靠背，再搭块木板在前面。
用史铁生的话来说就是，不仅餐桌、书桌有了，连吧台都齐全了。
后来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给他换了辆手摇车。
史铁生知道这车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还都在插队，哪儿来的钱？
这辆车他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读书。
后来田壮壮要拍毕业作品，想把史铁生的《我们的角落》拍成电视剧。
于是剧组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想换史铁生手上用旧的，说是更真实。可惜电影拍完又把旧的送了回来，因为那时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收到几笔稿费后，史铁生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旧的送给了另一个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
电动三轮方便出行，也方便把人撂在半道儿。
于是有三位行家自愿做了史铁生的专职维护，甚至一位出国了还专管这事儿。
只要电动三轮机电方面出问题，出国的那位负责在国外找零件，国内的两位负责施工，通过一根海底电缆，配合的无懈可击。
后来史铁生的小说得了奖，要去青岛参加杂志社办的笔会。
朋友便扛着他的手摇轮椅一起上行李车厢，车内密不透风，朋友只好“于谈笑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后来杂志社长看他手摇车抬上抬下不方便，便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
最后买来四百九十五块，这可是八三年。据说社长盯着发票不断咂舌。
正是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史铁生走南闯北的历史。
1996年，史铁生不仅双腿罢工，双肾也怠了工，朋友却一定要带他来美国看看。从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怕他担心还故意逗趣闻闻他的尿：
“味儿挺大，还能排毒”。
偷袭后史铁生连一般轮椅用着也吃力时，又出来一款电动轮椅。妻子跑了多少趟，从标价三万五砍到两万六。
“就是一分钱不降，我也是要买的”。
在他成为某种励志典型时，史铁生无数次想过死，一连想了几年。
他二十一岁便双腿残疾、坐上了轮椅。
致病原因可能是先天不足、也可能是知青下乡心情憋闷、也可能是乡下条件差不利于养病，总之“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
十九岁第一次被父亲馋着走进病房时，他就下了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二十一岁时又再次入院。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初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可三个月后他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
他祈求上帝不过是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是在他的脊柱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
“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
当病痛超过人的接受度时，“死”便成了个选项。
双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于是他摇了轮椅到地坛去。
“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有时候他在园子里待得太久，母亲会来找，但又不想被儿子发现。只要看见儿子还好好的，母亲就悄然转身回去。
某次母亲又来找，树丛很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但这次史铁生决定不喊她。
很久以后听见园中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而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了多少路。
他闭上眼睛想念母亲：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很久很久，他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在地坛公园他遇见很多人。
有文革时因为说错话被迫靠边站，想通过长跑上报纸换取政治松绑的。可他跑了那么多年，跑第7时报纸登了前6名、跑第3时只登了冠军、终于成了冠军报纸却放了一张大合照。
他还看到漂亮的小姑娘，多年后再遇时已经长大的女孩被一群小流氓围起来欺负，他才发现这姑娘原来是个弱智。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堪说的。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更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在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残疾30年，他也和死神斗了30年。
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
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出去。
他吹着风、晒着太阳，又想：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不是什么丑事。
写出点成绩了后，被邀请参加杂志社聚会。
他想起老友的“不要脸精神”：想干事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里凑。
老友靠着“不要脸精神”在陕北的窑洞里做完了一台台接近医学奇迹的手术。
而史铁生坐着轮椅，开始了一段被老友们扛着走了大半个中国的人生故事。
在五台山“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他坚持认为这多亏了他轮椅上的那个“福”字。
1980年秋天，因为长期坐轮椅而肾衰初发的史铁生便问大夫：“敝人刑期尚余几何？”
当时大夫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
那时没人知道日后会有透析，就像当时的北京才只有三环。
结果他不仅成功活过十年，还坐着轮椅游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在被双腿“背叛”几十年后，史铁生坐着电动轮椅，时隔三十年后居然又上了山。
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
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
残疾断绝了他人生的绝大多数可能，但认真考虑死亡后，他也想明白一个问题：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既然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那么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
史铁生去世13年后，余华再回忆他曾写过的信；
信的结尾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而这份幸运，只有真正不怕死的人才能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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