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马拉松。
导演马莉耗费五年时间，深入长春某精神病院的重症封闭区拍下了纪录片《囚》。
开机前她花费整整三个月，与大量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反复沟通，让他们明白自己有拒绝被拍摄的权利。
拍摄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每天拍到晚上九、十点医院熄灯才回去。
影片由马莉一人担任导演、摄影、剪辑和制片，最终在2017年拿下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豆瓣上也收获了9.1的高分。
影片长达287分钟，接近5个小时。
围绕着封闭疗区内的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抑郁症、性瘾患者、吸毒者、酒瘾患者展开……
一开始我抱着猎奇的心态，但之后漫长的观影体验可以用“窒息”二字简单概括。
它打破了正常与非正常的世俗边界，判断标准开始变得模糊。
它强迫我重新开始思考，是否我个人的人生也跟影片的海报一样，一个大大的人，困在一个没有开口的长方形里。
觉得恨，却离不开。
《囚》中有一位贯穿全片的主人公，傅某。
他向精神病院逐渐低头的过程，隐藏着诊疗中最黑暗的逻辑。
他是被妻子骗进来的。
1992年，傅某大学毕业，分配进入一家国企，一干就是18年。
近年来由于难以忍受上级的屡屡压迫，决心辞职创业。
他熟悉行业上下游的玩法，手头唯独缺的是启动资金。
解决方案是寻找风险投资，带上自己撰写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全国各地到处飞，希望名单上的300位同学每个人可以借给他一万块钱。
这的确是个疯狂的想法，但不论是放在哪位时代的创业浪潮下，这个故事都显得那样平平无奇。
他为自己辩解：
“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妻子却认为他失了心智，好好的铁饭碗不端，于是以陪自己看病为由，把他骗去了精神病院重症区。
他反抗，得到的结果是五花大绑。
医院的诊断是：轻度躁狂症。
他当然不服，几次三番与医生、护士辩解，申请司法鉴定。
得到的回答当然是拒绝：司法鉴定可以，但是得出院之后。
而出院的唯一方法是：承认自己有病，积极接受治疗。
他坠入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困局：要在精神病院里自证清白。
在精神病院中，想要强烈地证明自己没病，恰恰就是有病的症状之一。
闹得越厉害，就越符合在诊疗书上的定义。
司法鉴定这条路行不通后，他把希望转向了自己的主治医师。
下一次的专家会诊就是他自证清白的大好时机。
会诊时，主治医师靠两个依据来判断他是否有病：
一是看是否有符合疾病定义的特征，是否能正常承担员工、丈夫的社会角色
二是看他是否能认识到自己有病
傅某离开后，医生内部展开了讨论，
两位实习医生提出疑问：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一位医师回答是：
“躁狂症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引发他人的共鸣。”
主治医师补充到：
“关于诊断标准，没有清晰的界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根据很多人文情况来判断这个患者需不需要住院。”
实习医生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一次答辩，傅某再次以失败告终。
数月过去之后，每日被强迫服药的傅某，终于从坚称自己没病，走向了自我怀疑。
拿着医院出具的躁狂症患者诊断书，他发现自己与上面的确诊标准悉数符合：
“症状有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
我想知道，又有多少正常人符合上述的症状？
妻子给他的建议是：学习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继续认识自己的病情。
病友们也劝他不要再白费功夫：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耿直讨人嫌啊。”
“去看电视吧，不能太另类。”
再后来，傅某把自己的创业梦忘了个干净。
也不再深究为何轻度躁狂症要被放在完全失去自由的重症病房诊疗。
他从自我怀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自我确认：
我真的有病。
从质疑死板的教育、质疑荒废的青春调转车头，转向了对号入座的规训法则。
电影结束之际，他并未脱身。
现实中，没有人可以飞跃疯人院。
除了傅某难以自证清白的游戏，《囚》还纪录了精神病院内的众生相。
与大众认知不同的是，即使是重症的精神患者，在服药的情况下，75%的病患与正常人并无区别。
甚至经历过癫狂与病态之后，他们发出的人生感悟比所谓正常人正加睿智。
31岁按摩师在经历牢狱、江湖、精神病院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世人哪个不是精神病？奔财的、奔色的有病；不奔财，不奔色也是有病。根本就是无言。”
父亲被情人捅杀，因抢劫50块入少管所4年，重新做人后误入按摩行业学会“吃喝嫖赌吸、坑蒙拐骗偷、奸懒馋滑坏”，最终被投入精神病院，开始研究阿弥陀佛的佛法。
爱写诗的老魏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他的一生早已被草草注定。
因为父亲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黑五类”、“狗崽子”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多年摘不下来，他早已习惯了抬不起头的生活。
“我一辈子没有友情，男女友情都没有。就像一滴水，一颗沙子那么平常。就爱作诗，画画，平生无所求，无所为。”
深夜里，倒在吸烟室的地上，老魏颤颤巍巍地对着马莉三言两语描绘完了自己的一生。
结束时他对镜头后的马莉说了句：
“谢谢您陪我唠这么久的嗑。”
有的病人不能出院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家里没钱，经不起折腾。
出院了，需要家里一个劳动力来照顾，费钱又费神，而把人放在这儿一个月的开销是375块钱，显而易见是更经济的方式。
更可悲的是，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呆到不想出院。
当问及什么为什么不愿意出院的原因，马莉如此回答到：
“他们在里面更自在一些，如果他们在外面的话，承受的压力更大，包括经济原因，包括别人的目光，和由此引发的很多心理问题。”
我的内心不禁产生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另类的、边缘的，就会被定义成有病的？
我们把他们丢进精神病院一走了之，从不去追问他们之所以另类，之所以成为边缘的原因。
影片拍摄期间，此院进行过新一轮的医生招聘。没人前来应聘。
病区那么大，只有四个主治医生负责，现实情况是根本招不上来人，即使招聘要求相较于公立医院已经低上许多。
人手不够，许多事情都只能将就，一切荒谬都可以被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而现实中，我们恰恰以此为坐标来确认自己的健全。
我们在某些重要的时刻主动塑造规训，然后在时间的漫漫长河中坦然接受被规训塑造。
“正常”有其特定的轨道：
异性恋、情绪健康、喝酒不失态、工作稳定、充满正能量。
我想这是每一个国人都熟悉的故事脚本：
小时候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长大了成功考公、考学被称做上岸，没考上就是还在苦海，继续二战、三战；
人至中年还有未竟的课题，尚有大器晚成的机会，同志仍需努力…
这是个过于庞大的系统，如果你在齿轮的连接中丧失正常运转的功能，就会被定义成“精神病”，需要送检维修。
而维修最重要的一步，是零件的自我检修：
“最开始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的。我为了能够过得自由，我首先得承认自己是病人。不能太另类。”
系统中咬牙坚持住未被淘汰的，就是高级动物。
我们已经进化到这样的地步，不问过去为什么，不问明天为什么，不问自由是什么。
行驶在人生高速的道路上，哪怕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环形公路。
我们不停的画着一个圈，圈的尽头是另一个起点。
2023年，和2022年又有什么分别？
元旦后你有严重的假期综合症，但因为责任，不得不上班。
2022经济下行，年终奖无疾而终，但因为责任，不得不上班。
人生，无非是上班时给人当狗，下班后看别人当狗。
都觉得恨，却都离不开。
账单上最具体的数额定格着我无比笃定的明天：
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交通费、停车费、学费、车贷、房贷、养老费…
傍晚六点下班，脱下工厂的衣裳，今天支付成功。
病人正在读《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
但世界又并非如《囚》的镜头一般，只有黑白。
重症精神病房中，依旧有人读《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依旧有人还在畅想未来。
站在更大的时间维度上，海德格尔说过这样的话：
人是唯一的、时间性的存在。
即使是异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依旧无法否认，我们生来就是可以雕刻时光的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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