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件小事：
#乐队与城市#是摇滚客2021年10月发起的讲述项目。
我们关注那些扎根在某座城市的乐队们。他们的音乐是一群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存在侧面。
吃喝玩乐、生老病死、命运沉浮，本无言，直到有了音乐，有了这群写歌、唱歌、听歌的人。
现在这个系列已经进行到第四篇，前三篇分别为景德镇、南京、普洱。
文章可在文末查找。
以下是正文：
在光鲜靓丽的上海，有这样一支老卵（牛逼）的乐队，名为顶楼的马戏团（以下简称为“顶马”）。
时光荏苒，沉寂了6年的顶马即将在这个月举办乐队的20周年纪念演出。
他们的表演艺术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相当低俗。
在一次表演中主唱陆晨全部脱光，试图进行一些不可描述的肛肠活动。
台下有观众报警，所幸逃过一劫：
“他们出警速度太慢了，来的时候我们都演完了。”
顶马仿佛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格格不入，因为一些歌曲实在太伤风败俗，别说上大雅之堂，光是说出口已经让人害臊。
第一张专辑他们就胡来，直接把岛国爱情动作片里的声音采样录了进去，审核员初听，还以为是驴叫。
专辑封面
可众所周知，作为一支摇滚乐队，被禁等于走红。
消息一下子传遍大江南北，他们火了。
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沪奸”必须被“铲除”。我想，顶马能“幸存”的概率很小。
可总有一些事情会给我们意外，给我们惊喜。
上海偏偏留下了他们，尽管他们明目张胆地“歌唱”屎尿屁，把上海唱的不堪入耳。
顶马的百度百科词条
上海，与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坐在静安寺最漂亮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下了班可能还得开会儿滴滴才能交得起房租。
而在最破烂的老弄堂里，穿着白汗衫侃大山的老头却可能是坐在食物链顶端，拥有几套拆迁房的包租公。
如今，电视里演的上海由金融大鳄与跨国精英组成全貌。只有高楼和洋房，好像上海的街坊与里弄已全部消失。
可真实的上海，并不像郭敬明描述的那样精致奢华，不是小时代里面的少男少女，也不是南京路相互拥簇的奢侈品店。
顶马的歌，撕破了生活虚伪的面孔，击碎了所有浮华的幻想，还原了上海人活蹦乱跳的肉体。
他们说：
“希望大家在快乐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都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要活下去，要不停地歌唱。”
2001年，顶马刚组成的时候起步很高，玩的可是实验音乐。
只不过乐队的技术并不过关，所以干脆丢掉了吉他，贝斯，鼓的传统三大件。
歌里要么只有吉他，要么只有贝斯，要么只有鼓。
你是否能想象，一首歌，三把吉他在台上“哐哐哐”扫弦，再加上一堆叫不出名字的民族打击乐叮当作响。
一时间，竟分不清是做法事还是做演出。
排练房在地下室，是老上海备战备荒时挖的。
地下室的墙上挂的棉被充当着隔音棉，声音的混响激荡在几床棉被和耳朵之间。
也就是这几床棉被，将岛国爱情动作片的采样捂进了专辑。
虽然专辑上印着“非卖品”，可依旧逃不过被查被禁的命运。
1000张专辑，900张被销毁，另外100张不知道藏在谁的兜里流芳百世。
除了这张专辑，这个时期的顶马还写了一首歌，堪称上海方言脏话教科书。
这首歌不能说充斥着脏话，因为它完完全全就是由脏话组成的。
脏到难以给歌曲命名，想破了头也想不到取什么名字，最后只好以乐队的灵魂人物命名，取名为《陆晨》。
2003年，他们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玩起了民谣。
虽说是民谣，到了顶马的手上也逃不脱变得黑暗低俗。
2005年，顶马决定玩朋克，抱着“这辈子搞乐队总得搞一次朋克”的坚定信念，一口气蹦出了19首朋克作品。
但朋克没有三大件实在做不了，于是就从别的乐队挖来了吉他和鼓手。
那几年顶马玩朋克，彻底玩疯了。
他们穿睡衣在台上演出。
穿喇嘛服在台上演出。
化妆成白无常在台上演出。
脱光了在台上演出。
专辑《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录了两天，陆晨两天唱了19首朋克，把嗓子唱坏了。
人有两根声带，陆晨把其中一根唱坏掉了，彻底坏掉了。
陆晨说，哎呀，还有一根声带呢，还能唱。
2010年，顶马觉得朋克玩腻了，转型玩起了上海布鲁斯，他们说：
“特别土的上海土摇，特别好。”
于是顶马写下了《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用上海方言描绘上海的市民生活。
专辑封面从上海网友那儿征集。
专辑中的歌曲《上海童年》的MV所使用的大量老照片，是他们从豆瓣上征集来的。
歌迷从原来的上海朋克，一下扩展到上海的市民阶层，出租车上也播放着《苏州河恋曲》。
这回，顶马甚至登上了上海的东方卫视，与毛阿敏同台歌唱他们的《上海童年》。
这是他们最上得了台面的演出，毕竟陆晨都穿起了毛衣和长裤。
有人问陆晨，上东方卫视觉不觉得膈应。
他说：
“不膈应，只要对方足够真诚，然后价格也谈得来。”
后来，好多宣扬上海地方文化保护的人把他们挂出来做典型。
但很多上海人听了反感，他们受不了这种自嘲。
有人在微博上骂：
一群瘪三（傻逼），一群“三校生”（中专，职高，技校），文化素质极低，简直就是沪奸。
但顶马始终无所谓，他们就是为了寻开心，唱着：
“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
“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
顶楼的马戏团 – 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
2013年，受苏打绿和陈绮贞的影响，顶马又玩起了小清新。
而顶马的小清新就是写去东莞洗头，写年轻人开房。
2015年，顶马开始玩后摇。
再次转型后的第一场演出，所有人都傻了眼：
“来看朋克的，怎么走进后摇的场子了？”
他们是喜新厌旧的，陆晨说：
“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喜新厌旧），不喜欢用过的东西，喜欢没尝试过的东西。”
2005年对朋克的尝试让顶马成为了摇滚明星。
梅二自嘲：
“作为一个贝斯手，我也能找到姑娘了，你想我们有多成功？”
但他们很快厌倦，走红之后不论乐队在哪个时期，乐迷们总在台底下喊让他们脱，而他们的回应是在台上唱《朋克都是娘娘腔》。
对于顶马来说，他们唱朋克跟他们骂朋克毫不冲突，他们想做的，就是打破一切。
他们不断抛弃原来的风格，原来的自己，原来的歌迷。
如有说顶马有坚持的东西，那么一样上海方言，一样就是“抛弃”本身。
乐队的核心是主唱陆晨和贝斯手梅二。
主唱陆晨在海关当公务员，贝司手梅二是电视台职工。
你能想象吗？一个海关公务员，全身赤裸，在舞台上扮成阿童木，挖鼻孔、吐痰、放屁。
另一个是电视台职工，坦言“年轻的时候做乐队就是为了泡妞，为了装逼，不是他妈的为了理想。”
陆晨在给顶马二十周年纪念演出的文章中写道：
做这一切什么都不为，就为寻开心。
顶马唱歌，确实走得是野路子，他们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市井气息浓厚。
他们嘲笑自己，在《野路子》里唱到：
野路子
顶楼的马戏团 – 谈钞票伤感情 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
嘲笑自己业余，不懂乐理，搞不懂五线谱；乐器瞎××弹；上上音乐节和电视，捣捣浆糊；写歌快得像拉屎（拆了泡污）。
他们嘲笑别人，嘲笑上海人的自大，在《上海巴子（乡下人）》里不留情面地唱到：
顶马把自己黑成那样，自然不会放过其他人。
在地域黑不被提倡的今天，他们确实是在地图上狂轰滥炸了。
这首《上海巴子》又名地域炮之歌，他们大声疾唤全世界巴子大联合，团结起来无差别地向所有地域黑开炮。
当然，其中被黑的最惨的还是自大的上海人，看来顶马被他们叫“沪奸”是有原因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顶马模仿《北京欢迎你》写了一首《上海欢迎你》，歌词中这样写道：
“上海欢迎你，欢迎来买东西，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人民币。
上海欢迎你，欢迎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但是有人民币。”
嘲笑一切的同时，他们也关心着万千社畜的心理健康。
他们在《小白领之歌》中唱到：
小白领之歌
顶楼的马戏团 – 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
歌曲的开头和中间插入了《新老娘舅》的配音。
当柏万青的声音响起，我知道，逃避只是暂时的，最后你我除了直面生活外别无选择。
十年过去，小白领的生活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十年前顶马在唱的内容，现在是彩虹合唱团在唱。
面对残忍的现实，他们也会追忆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上海童年》中他们唱着：
上海童年
顶楼的马戏团 – 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
跟随岁月而去的头发里藏着往昔满满的回忆。
找小姐、年轻人开房、相亲、外来妹、快递员、申花足球队、非典，他们会抓来各色各样的素材写进歌里，甚至一个谐音梗都能拿出来写首歌。
他们的歌词就像陆晨在大排档撞见的醉酒中年男人，荒唐话张口就来。
顶马作品，《25小时》MV
从他们的歌词中不难看出，顶马对于上海的又爱又恨的。
不爱入骨髓，不会写下金曲十三首。
恨呢，我想是恨铁不成钢，是希望上海能够变得更有人情味一点，更好玩一点。
有时是嬉笑怒骂间控诉现实，有时就是纯粹图一乐消遣生活。
他们的歌词就像隐藏在上海的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不安分的小人物。
是不在聚光灯下的，“藏污纳垢”的生活。
一首《义务为豪大大鸡排所作个广告歌》，为无数人无聊的洗澡时间添油加醋。
让这座城市的小市民们，能够在洗澡的时间短暂忘记昂贵的房价、忘记拥堵的交通，忘记紧张的生活，乐呵上五分钟。
义务为豪大大鸡排所作个广告歌
顶楼的马戏团 – 谈钞票伤感情 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
上班已经很累了，碰上好玩儿的，该笑得笑，甭管它高雅不高雅。
什么叫上海模子？这就叫上海模子。
在上海你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清一色的小资打扮，若不是偶尔出没的共享单车，很容易误以为对方是在海外学成归来。
把顶马扔进人群中，我也万不可能辨认出他们，因为在他们的穿着打扮上，我捕捉不到任何朋克的气息。
身为公务员的陆晨和电视台职工的梅二，想必也会在很多时刻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给领导泡上一杯茶。
或许他们也会在早高峰奔向CBD的地铁车厢里睡眼惺忪地拎着鸡蛋灌饼，因为过于拥挤灌饼里的酱汁穿透塑料袋，漏到了陌生人的大腿上。
距离陆家嘴有8站地铁距离的广兰路地铁站，是2号线在张江的最后一站。
从广兰路地铁站坐半个小时不到的公交到达玉兰香苑，多个小区聚集在一起，是张江外来人员的最大聚居区之一。
这里有大排档，烤串啤酒，海鲜不是太新鲜但味道也还行。
四处可见光着膀子或者戴着建筑工地安全帽的男青年，全中国的口音汇聚在摊边，和着菜香、汗味儿一起弥漫在大街小巷。
山阴路是典型的上海老居民，一路上全是餐饮店，家家都好吃。
不少店面至今保留着手写菜单的习惯，菜价上涨的速度大概还跟不上通货膨胀。
其实大部分上海人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都是普通人。
大家都是上班上学，挤公交，挤地铁或者晚高峰堵在高架上吃方便面。
或许上海人和中国其他地方人唯一的不同是，上海人几乎不打架。
因为打架的成本实在太高，很可能耽误一车人上下班。
周围的人多，看戏的人也就多，不太好意思动手，互相耍几句嘴皮子，走个过场，过过嘴瘾，也就作罢。
面子重要吗？
重要，但没那么重要。打架迟到了要扣工资，全勤奖没了，为了面子伤了里子，在上海人看来，不划算。
顶马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他们是聪明的。
他们不是什么职业乐队，纯粹就是觉得音乐好玩。
各自都有工作，都能保障生活。
单位的同事也知道他们是搞乐队的。
梅二以前在电视台，每年年会领导都会让他上台表演个节目。
他解释：
“我是贝斯手呀！”
领导说不行，好歹得唱个歌。
他想问领导，当法医的年会是不是得表演解剖尸体。
他想问，却碍于自己的工资单一直没敢问出口。
在舞台上极尽疯狂之事的顶马，在生活中却是个正经人。
他们虚伪吗？
不，这是真实，是聪明，是上海人独到的精明。
一码归一码，工作归工作，爱好归爱好。
巧妙的是，他们将生活的压力转化成了音乐创作的动力。
下了班之后，他们坐在零陵路93号，一次又一次挑衅着外滩游船上纸醉金迷的小资文化。
用粗俗、鲜活、幽默的上海方言来解构被炒楼大军和消费主义塑造的“上海神话”。
用欲望横流的流氓气来冲散伪装的贵族气。
高举着泥沙俱下的本土市民生活，夺回了掌握在小资博主手里的话语权，以吟游诗人的邋遢姿态放声歌唱。
贾樟柯在《贾想》中提到了带着拍摄上海的电影《海上传奇》去温哥华电影节遇到的一件事：
陆晨对此的回答是：
“这世界上除了蝴蝶蜜蜂，还应该有苍蝇蚊子，否则就不丰富了，影响了物种多样性。
现在的摇滚可能都太要脸，应该再有一些不要脸的乐队出来，世界才能更美好。”
顶马的乐迷们自称“马桶”，一味的网红审美让他们疲劳，是时候撅起屁股把矫情的幻想统统冲进下水道。
当每个人都在朋友圈晒舒芙蕾松饼配小众咖啡当下午茶时，老子就爱在下班前在拼多多上买买崇明草鸡蛋。
回家炒一盆番茄炒蛋，敲八个鸡蛋。
在平静的生活中如鱼得水，这才叫老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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