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导演的《1921》，我被一个人感动了。
张颂文饰演的何叔衡，他是13位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参加完“中共一大”，1935年被匪兵追击，跳崖自杀。
参加“一大”时何叔衡已经44岁，他考上过前清的秀才当过官，并不是只有一腔热血的青年。干革命可是真会掉脑袋的，他怎么敢？
他的理由很简单。
当秀才的，都想中状元。可中状元了，见到慈禧太后得跪着，还看不见慈禧的脸，因为朝廷不让他们站。
“不准抬头，是何等的悲哀”？
社会逼他跪着做奴才，他偏想站着做人而已。
被匪兵逼得跳崖前，他站在山顶上，深深看了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坚信终有一天，普通人也有站直的权利。
都知道《1921》是命题作文，可冲这个小角色，我想导演黄建新的功力还在。
他曾是中国最关注小人物的导演。
《黑炮事件》里，他拍一个被冤枉的职场透明人，向组织讨一句“对不起”；
《背靠背，脸对脸》里，他拍一个厌倦了职场内卷的中年小官员，想停却必须斗下去。
《求求你，表扬我》，他从一场“农民工救下女学生”的罗生门事件，扇了所有“上层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只拍不被重视的小人物，你却能看到最真实的中国。
1986年，黄建新的处女座《黑炮事件》上映。这部被公认为内地“尺度最大”的讽刺喜剧电影，把镜头对准时代洪流中，被撞倒的普通人。
故事从一枚丢失的“黑炮”开始。
国企工程师赵书信平时爱下象棋，无奈棋子“黑炮”丢了。他便冒着大雨去邮局发了封电报：
“黑炮丢失301找赵”。
这封看似密码的电报，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单位立马展开对赵书信的秘密调查。
虽然查了一圈也查不出赵书信的具体问题，可这就是最难办的地方：
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也没人敢担保，他就真的没问题。
当年《黑炮事件》送审时，审查机构就点名片子“政治上有问题”。黄建新敲桌子、瞪眼睛抗议也不行。最后只留下条规矩：以后电影送审，一律不准导演到场。
片子最后按照审查意见，改了几十处、删了五分钟才坎坷上映。
而电影里被怀疑的主角赵书信，也像被扒光了一样。
他的电报被截获、他的谈话被监听、他的包裹被私拆。没人觉得这有问题，这都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反抗，是不是心里有鬼？
最后真相大白，“黑炮”竟然真的是象棋里的黑炮。
但赵书信没能等来一句道歉。
甚至还被质问：买副新象棋那么便宜，为什么要花巨额电报费，去找一枚旧棋子呢？
赵书信也只能苦笑着说一句：以后我再也不下象棋了。
当年《黑炮事件》出来后，引起了大量解读。黄建新说他只想拍一件事：文革长久以来，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漠视。
沉默的赵书信，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被冲击到的普通人的缩影。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他们受到惩罚了；
即使最后真相解开；
也没有人，需要向他们道歉。
1994年，黄建新拍出了自己最成功的作品：豆瓣7万人打出9.4高分的《背靠背，脸对脸》。
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官场。
牛振华饰演的王双立，是文化馆的代理馆长，他烦心的是自己的升迁问题。
当了3年代理馆长，最终也没转正，只等来一个空降的正馆长。
好在上级话也没说死。正馆长管人事，自己管财务和业务，实权还握在自己手里。
想保住权利，王双立首先要做的，是稳住人心。
第一个刺头是老罗。他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自己熊了一顿。现在新领导来了，老罗果然叛变。
王双立也不急，他等着老罗犯错。
果然，老罗借着给公家买桌子，又贪了一副藤椅。会计向王双立举报此事，他说按下不提。如果老罗再敢公然挑衅自己的权威，就一并发作。
发工资那天，老罗果然闹事。会计便扯出他私吞公款的旧账，两方闹得要跳窗时，王双立站出来当和事佬：
这事，对老罗批评教育就算了。但为了杀鸡儆猴，私吞的钱，还是得从工资里扣。
一番操作，始作俑者王双立，反而成了老好人。
王双立自以为能谋划人心，可他忘了自己头顶上，也有领导。
没上层人脉，永远只能做颗出力的螺丝钉。挤走了第一任馆长，还会有第二任馆长。
果然，上级不仅再次空降新领导，还削了王双立的所有实权。
这下王双立终于站不直了，他擦着柱子慢慢倒了下去，而老罗就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晒太阳，却懒得起来…
从始至终，老罗服的从来不是王双立，而是他所代表的权利。
权利不会变，但掌握权利的人是会变的。
王双立也看透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不过是大领导权利斗争的棋子而已。与其在单位勾心斗角，不如在家修身养性。
可电影最后，两次转正失败的王双立，又迎来了第三次转正的可能时，他抽着烟，还是匆匆走进了这个绞肉机。
文化馆所在的古建筑，就是千年官场的缩影。来回走的是人，不变的是潜规则。
难得黄建新没有写一个套路化的贪官。
反而写了一个小领导的无奈：手里的那点权利，不能吃香喝辣，还得防着有人穿小鞋。但因为这点权利，不斗又不行。
这里没有好人、坏人，只有为自己苦苦挣扎的普通人。
只是太过真实，反而显得黑色幽默。
2005年的《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后一部小人物作品。
这部片的主角是范伟饰演的杨红旗。
很长一段时间，范伟的荧幕印象，是“辽北地区第一狠人范德彪”；
是“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准伙夫”的代言人；
观众看他好笑，除了范伟演得好，或者还有个原因：农村人、或者说底层人，是可以理所应当被当成笑料的。
《求求你》里的范伟，是众多社会新闻里“农民工”形象的集合体。
永远穿着同一件崭新却不够合身的外套:因为工地流汗，出门见人必须换上新衣服，才能维持基本的体面。
永远站不直：虽说大家都靠双手赚钱，可在土里刨食、在工地搬砖的，谁也说不清咋就没敲键盘、打电话的高贵？
按理说，杨红旗这样一个农民工，不会和玩文字的报社扯上关系。
可他自称从强奸犯手里救下个大学女学生。在他朴素的价值观里：做了好事，就该得到表扬。
报社记者压根不当回事。
口说无凭的事，你说救人就救人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一个民工做了好人好事，谁在乎？
黄建新想借着这个角色讨论：一个底层人，想讨点尊严有多难？
似乎只能不要脸了。
范伟只能每天买报纸，时隔三天就去报社问。
记者被闹得不胜其烦后，终于找来女大学生来核对情况。
女大学生坚决否认。她是大学生、又定下了好工作，前途一片光明，怎么可能深夜出现在小巷，还差点被强奸呢？
而对峙的杨红旗甚至不敢抬头。
他说自己一抬头，就想起当晚女学生的惨样，良心不安。
原来他求奖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得癌症快要死去的老爹。老爹拿了一辈子奖状，死前的心愿就是儿子也能被“公家”奖励一回。
最后谜题终于揭开，警察逮到了当晚的强奸犯。杨红旗没说谎，还救了女学生一命，因为强奸犯从来不会留活口。
报纸终于把杨红旗的奖励登在了头版头条。可这份迟来的奖励已经没意义，老爹看不到了。
最后记者去找杨红旗：
他说自己恨女学生，还把女学生给“干”了。
说完这句他瞄了一眼记者：
不信？
就知道你不信。
就像当初不信我救她一样。
从前是农民工杨红旗，现在是各路“北漂”们。
《求求你》就想替那些不被看到的底层人民说句话：
人，活在世上，吃饱饭很重要。
但吃饱之后，每个人，也想有尊严的活。
描写小人物的导演有很多。
比如京圈里的冯小刚。
他笔下的小人物，总有种江湖侠气。哪怕穷的只能吃馒头，做人的脸面不能丢。
同样是小人物，我们总得仰望他们。
赵本山也擅长写小人物。
但他笔下的人，似乎总有种“使尽浑身解数就为博大人物一笑”的意思。这里总有种隐隐的，对小人物的俯视，你大概率不想成为他笔下的小人物。
黄建新写的小人物，是平视的。
《黑炮事件》，他把背景放在敏感年代，只想为时代夹缝里不能发声的人，讨一句道歉。
《背靠背》里他讽刺官场争权夺利，但最后想表达的是反而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人性的复杂之处，他理解，所以慈悲。
《表扬我》里那个登报求表扬的农民工，连我一开始都觉得，他是不是在无理取闹？这是什么值得写的新闻吗？他们是人群中的一份子，却被所有人选择性忽略。
说到底，黄建新写不同阶级里的小人物，不过是想替他们讨一份尊严。
可惜现在最常见的，是那些因为穷而恶的工具人；
是被出身诅咒，一辈子不可能翻身的负面角色。
平民视角不仅完全缺失，连基本的尊重也看不见。
工作非总裁不干、出门非豪车不开、业务非500万不谈；
上班在精装茶水间打嘴炮、下班在黄浦江畔喝红酒。
难道现在年薪不上百万，连电视都不配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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