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犀牛。
两个星期前，《戏剧新生活》收官。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戏剧艺术偏执的年轻人。
也看到一群老艺术家对戏剧艺术，毕生的热爱。
比如赖声川。
一帧又一帧镜头下，是一份信仰的重建。
《戏剧新生活》收官后，赖声川出现在许知远的《十三邀》中。
镜头前，赖声川导演和妻子丁乃竺一同出镜。
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没有将头发染成黑色，妻子丁乃竺将一缕彩色的头发别在耳后。
非常有气质，也十分酷。
这一期节目篇幅比往常都要长，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他们聊的不止戏剧艺术，而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在时代的艺术熏陶下，音乐、电影都是一场盛宴，饕餮之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如今这个年代所给予不了的。
谈起如今的音乐圈，他说：
“很抱歉我的耳朵听不进去现在的音乐”。
比如他至今没有听到真正有深度的说唱，甚至是“自私自利”“粗俗”。
这不是他认识的音乐。
“它不在乎自己的性器官，它在乎世界、宇宙、人类的和平等等。”
标志性的并肩长发，黑框眼镜，泛白的山羊胡，一口柔和的台湾腔。
六十好几的赖声川，似乎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幅姿态。
相较于孟京辉，赖声川像是一个长者。
用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作为先进最顶尖的戏剧导演，这么多年他的作品获奖无数，《暗恋桃花源》（大麦评分 8.4）；《如梦之梦》（大麦评分8.9）；《宝岛一村》（大麦评分8.5）…几乎都是场场秒空。
去剧场看一次赖声川导演的剧，成了很多艺术青年的清单之一。
可是回看三十年前，赖声川是在一片狼藉中重振戏剧艺术。
80年代初期，赖声川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
去美国读书时，他已经和丁乃竺结婚，大女儿也出生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去了美国，如果顺利在美国毕业，他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
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件，打乱了他的选择。
当时戏剧大师姚一苇正在筹备一个新艺术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来这里教书。
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旨意，他和妻子放弃了美国的一切。
学成归来后，他回到到国立艺术学院教表演和西方剧场史。
当时环境非常艰苦。
他回忆道：
“学校是栋危楼，旁边就是坟场，排练也只能在餐厅里，地上全是油渍。”
教学的教材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找来国外剧本字字句句翻译，从古希腊悲剧到莫里哀的《唐·璜》《伪君子》…
而当时台湾戏剧市场也是一片贫瘠。
能够排练的剧院屈指可数，看戏的人也不多。
用赖声川的话说即是：
“什么都没有，也代表着什么都有可能。”
回到台湾之后的赖声川在教书之余，认识了兰陵剧坊的话剧演员们。
团长正是老戏骨金士杰。
兰陵剧坊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剧场，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拼拼凑凑，缺了什么就在家里带点，为了生计他们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大伙们凑到一起排话剧。
条件坎坷，全靠自己琢磨。
一年后，赖声川捣鼓出了第一部话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15个演员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大礼堂连演两场，当时金士杰等人就在台下，前来观看的还有两位著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
随后李立群、杜可风、李国修这一群人相继聚集在一起，《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舞台剧诞生。
《暗恋桃花源》演了三十多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舞台剧。
妻子丁乃竺说：
“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没有好的剧场，没有好的布景，但有着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当时说少了女主角，觉得我最合适，二话不说，就本色出演了……”
年轻人对艺术的追求，文艺逐渐苏醒，不管是杨德昌、侯孝贤，还是赖声川、金士杰、杜可风、李立群…
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电影、音乐、戏剧，都那么地纯粹。
如果不是搞戏剧，赖声川可能就去搞音乐了。
去伯克利读书之前，他是个不错的乐手，有一支自己的乐队叫“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
他是乐队中的吉他手。
忠孝东路的“艾迪亚”西餐厅是他们经常演出的地方。
披头士、鲍勃迪伦成了这儿的热门歌单。
当时的餐厅都被挤爆了。
据说这儿后来成了民歌运动的据点之一。
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经常来这听歌，他们也都是赖声川的听众。
民歌运动愈演愈烈，“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被邀请到民歌演唱会上表演，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乐队。
左为赖声川
赖声川尤其痴迷披头士，披头士每出一张唱片，他就在中华路的唱片行等着。
他和唱片行的员工很熟，每次过去都会让她帮忙打听新专辑的消息。
“新的披头士出来没有？”
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的暗号。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
尤其是披头士的这张《胡椒军士寂寞芳心俱乐部》。
“我记得封面还是个黑白的画，因为它是盗版，做不出彩色的封面。那一张唱片的封面算是划时代的美术作品，把他们全部人拼贴起来。”
“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好棒。”聊到这他兴奋极了。
赖声川的夫人丁乃竺女士说：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这份纯粹，不止在戏剧造诣。
它源于一个时代的浸染。
和许知远的交流中， 赖声川不止一次感慨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生逢60年代。
他提到最多就是音乐，这为他自己后来从事创作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反战的情绪，想回归淳朴的情绪，或者是面对资本社会的反思，这些严肃的话题全部出现在流行音乐里面。”
2017年，赖声川夫妇在乌镇戏剧节和老狼进行一次对谈。
丁女士说：
“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就不能工作的人。”
直到现在音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赖导的创作，遇到了创作瓶颈的时候，他都试图在音乐中寻找突破点。
生于60年代的他，国外嬉皮士文化肆起，好音乐接踵而来。
披头士、鲍勃迪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艺术启蒙。
他不断地重复道：
“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太强了。”
从他们的音乐作品中，他明白两点：
第一，艺术可以大众化。
第二，大众的东西可以有很高的理想。
通俗和深刻并不违背。
但是纵观当下的艺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似乎总是用商业在界定好坏。
久而久之，导致越大众化的东西越缺乏思考性。
我们为什么而创作？
为了生活本身？还是为了钱？为了流量？
一旦初衷不对，很难做出好东西。
他谈到现在的音乐。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已经沦落到有点像魔鬼。”
大家似乎都缺失了“思考”。
艺术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愤怒。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故事，怎么说故事，后人又怎么去体会这个故事。”
无论是身处哪个时代，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
相比艺术，生活最大，人生最大。
这是他的创作逻辑。
而现在，我们被文化垃圾充斥，随处可见的碎片化信息。
因为这背后有一双双无形的恶魔之手在操控着大众心理。
他们通过非常缜密的数据分析，打造出所谓的爆款流量。
如何卖座、如何出圈、如何吸引更多的流量，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创作一个好作品。
一个短视频拍出来要在一分钟之内看到效果，一首歌要发行多少天内达到预期的数据要求。
久而久之，连“好”的定义都被扭曲了。
一首歌播放量直接衡量它的好坏，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排行榜。
一部电影的票房衡量着它的质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数据空间里。
所谓的艺术，被一个个精准的数字预测。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数据是冰冷的，而艺术是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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