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我文章的人应该知道，《十三邀》这档节目我每期都追。
许知远和被访者的对话主题，像是个社会切片，洗涤着时代的头脑与心灵。
这也是《十三邀》最有意思的地方。
新一期节目，许知远对谈的嘉宾是胡润，他给许知远的《十三邀》估值五个亿。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给“亿万富豪”的排名的人。
这些年，我们不断提到胡润财富排行榜。
但是胡润究竟是谁？
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熟悉的名字，一张陌生的面孔。
镜头在穿梭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一个外国人的面孔闯进屏幕。
随着对话的展开，我对胡润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从财富起源到财富归处。
这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命题。
90年代初，一个二十几岁的英国年轻人来到中国留学，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胡润。
二十几岁的胡润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先后在中国、日本留学。
辗转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后他选择留在中国。
只是后来成为中国榜爷，这是大家没料到的事。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做榜单，还是钱打交道的榜单，不乏会有争议。
这期《十三邀》录制前，被问到对胡润榜单的看法。
许知远给出的回答是：
“轻视。”
千禧年前后，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榜单掀起了一阵狂热。
是财富崇拜，是创业者崇拜。
而对胡润这个人，他没打过照面，也未曾了解。
他和众人一样，对这个“入侵”中国财富榜的外国人充满好奇。
为什么给中国企业家做富豪榜？
胡润提到一个小故事。
初来中国工作的他，长期和一位中文老师后面学中文，有一天突然聊到中国企业家，老师一无所知。
于是第二天他又去公司问了所有同事，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位中国企业家的名字。
他意识到应该做点事情，让中国企业家走进大众认认知里。
于是在，1999年，29岁的胡润独立发布了 “中国50富豪榜”，中国富豪们被第一次揭开了神秘面纱。
刚开始遭受了很多质疑。
有人恐吓他，有人拿刀威胁他。
因为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放在阳光之下。
胡润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不爱露富，却爱买奢侈品。
全球买高档汽车、高端手表和红酒最多的地方在中国，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
企业家的财富源于哪？
他们或许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努力，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
但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打工人参与到中间来。
只有将财富放在阳光之下，才能吸收更多的阳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必要让自己的财富透明化。
这是另一种公平的体现。
榜单可以增加财富的透明度。
透明度越高，创业精神越强。
胡润财富榜记录的只是财富吗？
不是。
做榜单其实是一个见证和记录历史的过程。
他曾提到杜伦大学的一位好朋友，主修20世纪的中国诗歌。
胡润曾质疑他的朋友，这些写诗的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朋友告诉他，他研究的不仅仅是诗歌。
这些写诗的人，写诗的这个时代。
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受到影响，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才是他想要知道的内容。
是一个见证历时的时刻，更是在触摸历史。
这番讨论，让胡润顿悟。
所以当他得知，周围的中国乃至外国人都不清楚中国的财富聚集在哪时，他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
做财富榜，关心的不是中国富豪，而是每一位企业家背后的故事。
这才是胡润财富榜的深层意义，梳理中国经济走向，留下可以供人翻阅的历史。
回望这22年的财富榜，很多现象并不是偶然。
尤其是中国的女企业家。
据数据统计，全球排名前100名的女企业中， 有大约七成都来自中国。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国女企业的年龄大多集中在50后、60后。
80后、90后几乎没有。
为什么在60年代前后，中国女企业在全球占比如此之高？
而为什么80后这一代女企业家的比例骤减？
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他想通过这个榜单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每个行业首富的变化。
就拿教育界企业家举例子，最早一批首富是新东方俞敏洪。
千禧年之后，学英语成了重中之重，年轻人迫切地想走出去，出国、去跨国贸易公司，去看更大的世界。
再过些年，学英语已经不是潮流。
城市竞争激烈，当年那一代学英语的年轻人早已为人父为人母。
教育得从娃娃抓起，教小孩怎么考上好学校才是彼时的时代风口。
届时学而思张邦鑫脱颖而出。
而最近这些年，教育界的首富榜又进行一次洗牌。
中公教育李永新成了新一轮首富。
中公教育是干嘛的呢？
公职人员的培训，国考、考编、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务员培训。
仿佛又进入到一个轮回，短短二十年时间里，教育的需求反应了这个时代精神的变化。
这大概就是触摸历史的瞬间。
用经济作为载体去记录一个时代的变化趋势，不一定全面，但是有必要。
“当财富在短时间内不断积累，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力是什么？”
许知远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
个人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必然会给这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财富在短时间里大量地积累，可能会造成社会过分的不公。
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一旦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爆发点，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怎么解决财富分配不均而引发的不公平？
许知远和胡润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这不仅是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放眼全球也是一样。
胡润提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我们鼓励第一代企业家从富豪变成新贵，新贵和富豪最大的区别是文化和责任。”
这些占有头部资源和财富的人，他们应该承担推动文化进步的责任。
把钱变成社会进步，甚至是艺术或者是文化进步的基础。
但是很显然富豪们并没有这个觉悟。
今天的上千亿的富豪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几百亿的慈善捐款，这并不是一个很良性的状态。
反倒他认为，未来15年，至少会有10—15万亿转移到富豪企业家的子女们身上。
这场财富转移必将成为一场壮举。
但是，富二代们该不该继承这笔巨额财产？
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场壮举，如此大的力量，也有可能会压垮这一代人。
当下的财富现状也是一样。
从社会大局观考虑，一股巨大的能量，如何用？用在哪里？必然得慎重。
否则将会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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