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爱。
今天清晨一睁眼，就看到了一则噩耗：
当地时间28日，据奥地利音乐频道消息，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很多人可能对傅聪这个名字感觉到陌生。
但对于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傅聪就是这本书的主角，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艺术理论家和作家傅雷的长子。
傅聪在国外留学期间，傅雷夫妇开始不间断地给儿子写信，12年间寄过的家书有上百封。
后来这些家信被整理成书籍出版，于是才有了享誉世界的《傅雷家书》。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傅雷家书》中知道傅聪的名字，知道他经常回国开音乐会当教授，至于他是做什么的并不清楚。
其实傅聪在是傅雷的长子这一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身份:
国际著名钢琴家。
他的演奏具有中国和东方风格的神韵和意境，形成了他独有的艺术特色，被誉为“钢琴诗人”。
他将莫扎特比喻成贾宝玉和孙悟空，因为莫扎特的音乐里有一种赤子心与仁爱心，而且有幽默、俏皮和童真；认为贝多芬像杜甫，用音乐在与世俗抗争；舒伯特像陶渊明，音乐里有返璞归真的追求与理想；德彪西的音乐则有一种“浩浩风波起”“白鸟悠悠下”的东方传统美学境界。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傅聪就已被《时代周刊》赞誉为“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纽约时报》则称傅聪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讣告一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多，钢琴家李云迪发微博悼念：
下午的时候郎朗也在微博上发文哀悼：
负责任地说，傅聪是真正伟大的钢琴诗人。
他的一生都沉浸在东方文化的情怀之中，永远保持着最初的赤子之心。
这一辈子，音乐是他的全部，比他的生命都重要。
傅聪1934年出生于上海，三四岁的时候凭借聪颖的天资和家里的耳濡目染，对音乐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傅雷曾经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七岁半的时候，音乐天赋被父亲的好友雷恒发现，傅雷决定让儿子不再学习画画，转学钢琴。
雷恒就做了傅聪的启蒙老师。
在中国，学钢琴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更别说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条件，寻常百姓家能吃饱饭就算不错的了。
为了傅聪，傅雷夫人咬牙卖掉自己的陪嫁首饰，给家里添置了一架钢琴。
傅雷对西方的古典音乐颇有研究，认认真真亲笔抄录下大量的五线谱给傅聪练习。
9岁时傅聪师从意大利著名钢琴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的指挥梅百器。
而梅百器的师父则是李斯特。
三年后，他又拜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为师。
从17岁那年开始，无论寒冬还是酷暑，他每天都会用七八个小时的时间练琴。
他自认为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钢琴天才，手的条件也不好，童子功又没练扎实，所以必须辛苦练琴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1954年，傅聪赴波兰留学，第二年参加世界最负盛名和权威的钢琴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和听众们为之震惊，傅聪的弹奏技巧并不是最好的，但他弹奏的肖邦“富有肖邦的灵魂”。
这是东方人第一次在这项赛事中获奖，傅聪从此一战成名。
1959年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尼成功合作。
随后傅聪展开第一次在欧洲巡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0年间，他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足迹遍布五大洲。
傅聪并不是炫技型的钢琴家，他演奏的肖邦、舒曼、舒伯特的作品中，有着一种深邃的东方韵味，东方“钢琴诗人”的美誉也由此而生。
至今为止，不少人因为傅聪做过看起来不怎么光彩的事，而给他贴上各种难听的标签。
但他的人品，和他深深扎根在东方土地上的那颗心，却是不容否定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艺术背井离乡，身不由己。
如果他回国，那他的艺术生涯也会因此葬送。
在国外过着孤独而自由的艺术生活，是一种孤注一掷的选择。
他曾说过， “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
人虽在西方，心却始终记挂着东方。
肖邦国际获得第三名之后，傅聪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提到：中国人诗词中含蓄浪漫的家国情怀像极肖邦的内心。
他认为自己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内心里的东方气质。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东方的艺术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
1960年，他的音乐感动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赛。
他是肖邦的忠实粉丝，喜欢研究和演奏肖邦，他的一生听过无数演奏肖邦的音乐会和录音，感觉自己活了一辈子也没听到过具有肖邦灵魂的演奏。
直到听到当年26岁的傅聪演奏的肖邦音乐，他觉得这才是自己盼了一生的肖邦钢琴家，那时他已经83岁。
他曾为傅聪写过一段文字：
“傅聪像是出自《庄子》或《今古奇观》之中。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由一只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操纵，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以毛笔挥洒自如，几近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此时你心有所悟，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和生命意义的境界。”
他热切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与傅聪见面，然而直至两年后去世也未能如愿。
傅聪也是在十年后才知晓此事。
在国外的傅聪时时刻刻惦念着祖国的古典音乐发展。
从1979年首次回国，到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几乎每年他都会回到祖国来进行演出和讲学。
他说：“我爱你们，也因为爱你们而更爱我的祖国，也因为更爱祖国而更爱你们。”
他将自己比作钢琴的奴隶，音乐的传教士。
一边感慨着自己大半辈子都消磨在钢琴上面，觉得很辛苦，一边为音乐的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兢兢业业。
他心尽力亲自指导中国后辈练琴，现在但凡有点声誉的中国钢琴家，诸如刘诗昆、谭盾、李云迪、郎朗等等，基本都受过他恩惠。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于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
无法回国的傅聪请人在墓碑刻上：“赤子孤独了，去创造一个世界。”
这是傅雷家书里的原话。
这一生，他铭记着父亲的那句：“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瑕、清新，而且还指爱。”
在郎朗、李云迪等钢琴新秀成为世界级演奏家之后，有朋友问傅聪：“中国有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他觉得郎朗和李云迪都属于天才型，比自己年轻时优秀得多，江山代有才人出，祖国的音乐人才不可估量。
认为钢琴这门学问，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精神，对于精神的饥渴式的追求比技术更为重要。
他不喜欢用“大师”这个词来称呼自己。
什么大师，前辈，对他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荣誉都是身外之物。
在他看来，音乐就是挚爱，是究其一生的追求。
在傅聪的世界里，音乐是他的圣经，他的上帝。
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只是早上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跟家人见见面。
可人到晚年，由于身体原因没办法继续弹琴，这也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为此他很难过，很痛苦。
因为他是一位非常纯粹的艺术家，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必须为艺术而燃烧。
傅聪生前在接受《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栏目组的采访时曾笑说“百年以后人家怎么说我，反正我也管不了。身后名利的事情，顾不上这些，无所谓。”
他不在乎功名利禄，在乎的只有音乐，以及艺术的传承。
未经他人苦，莫论他人事。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追逐梦想的少年，一对坚守原则的父母，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总会为后人所诟病。
晚年他回忆道：“我当时确实预感到祖国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出走英国六十多年，除了为生存而不得已更改国籍才能获得演出的资格这一件事情，傅聪没有做过一件有负祖国的事，也没说过一句不利故土的话。
他有一顽固的中国心，出门在外永远都是对襟短褂和中式布鞋的装扮，不到临出台前，绝不换上西式礼服。
况且，艺术不应受国家，种族和宗教的限制。
在某一领域的造诣达到顶峰，将毕生投身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精神。
往事既已矣，逝者安息。
傅聪先生，此时已经与傅雷夫妇团聚。
或者又已见到日日夜夜魂牵梦绕的肖邦，共弹一首《降E大调夜曲》。
请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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