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香港导演张婉婷拍了部记录大陆摇滚乐的片子，叫《北京乐与路》。
当时树村乃至北京的很多乐队们都参与到这部片子中。
木马乐队的胡湖染着一头红毛，扮演着乐队鼓手，子曰秋野的歌曲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影片中，汪峰也为电影献唱。
最后《晚安，北京》的前奏响起，故事趋向于结尾。
晚安北京汪峰 - 北京乐与路 电影原声大碟
死亦是生，生亦是死。
前不久《乐队的夏天》结束后，忙乱中我又翻出了这部电影。
电影中的胡湖和《乐夏》舞台上的胡湖。
影片结尾响起的那首《晚安，北京》和《乐夏》最后一期，鲍家街重聚演绎的那首《晚安，北京》。
人、物再现，再叹当年。
加上了时代的滤镜，回过头来再看这部电影，才发现它讲述的不止是北京的乐，更不止是北京的“怒”，是一颗颗红艳艳“纯洁”的心。
伴随着晦暗的镜头和满口脏话的台词，一群“社会异已分子”纵身跃进沸腾的生命里。
暴裂无声、死寂沉默。
电影的开头没有直接讲故事，而是先来了一段长达3分钟的音乐。
北京乐与路黎允文 - 北京乐与路 电影原声大碟
由缓到急，由轻到重。
这段浓浓的“改革开放”色彩的旋律，穿过北京街头。
长安街，四合院，冰糖葫芦，穿梭在街头的年轻人，戴红领巾的学生，晒太阳的大爷，跳舞的大妈。
镜头中大家笑容灿烂，心怀希望全面走向新世纪。
接着镜头一转，来到了人群嘈杂的酒吧，舞台上长发少年抱起乐器甩头、嘶吼，破洞牛仔裤和裸露的上身，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他们生活的地方，破烂不堪。
和高楼林立的北京城格格不入，已然是两个世界。
香烟、酒精、灯红酒绿、男男女女。
在又脏又乱的环境中，拥挤、逼仄的空间内，电影中三个主要人物出场，故事渐渐展开。
乐队主唱平路（耿乐饰），歌舞团的艳舞女郎杨颖（舒淇饰），来北京逃难的香港歌手吴启彦（吴彦祖饰）。
他们因为摇滚乐聚集在一起。
失意、躁动、不安、疯狂。
平路，火车司机的儿子。
父亲希望有一天平路能够子承父业，坐在他的位子上，继续开火车。
可是平路不乐意，他想去北京玩摇滚乐。
十八岁那年他坐着父亲开的火车，在北京站，跳车了。
从此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平路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组支乐队，在北京五环外的小村子里租了间排练室，吃住都在这屋间子里。
外面有庄稼，里面有摇滚乐，玉米和艺术，两不相干。
他信奉自己的人间真理：
“男子汉大丈夫，不挣窝囊钱，不喝跌份酒，不抱小骚货。”
杨颖是平路的女朋友，文革结束后三年出生。
从小生活在安徽农村，爸爸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不知去向，家里连一张童年照片都没有。
千禧年来来临的那个晚上，她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漆黑一片中原来不知道世纪已经结束了，她哭了一个晚上，决定去外面闯一闯。
于是她成了北漂中的一员。
穿着性感，头发染的五颜六色，跳起了艳歌艳舞。
眼看着已经是新世纪了，日子似乎还是过成了一团浆糊。
这姑娘天不怕地不怕，能打能骂，谁招惹她了上来就冲着人喊：
“操你妈的，给我打。”
吴启彦，一个半红不黑的香港创作型歌手。
在唱片公司他是个不听话的艺人，只写自己想写的歌。
一个月前在北京一家桌球厅跟人打架惹上了官司，只能暂时在内地避风头。
真他妈是操蛋的日子，他竖起中指对着镜头撂下一句：
“他妈的！”
镜头交错，音乐激昂，三个游走在新世纪的年轻人。
三杯酒下肚，一拍即合。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怪异的。
不入流的。
是在释放自我中，寻找自我的“社会中的异已分子”。
做自己，必然要付出代价。
杨颖跳艳舞，穿着暴露迷人。
拥挤的夜市中，搭个台子，拉个棚，上台就能演。
卖票的大妈喊着：
“三块钱一张，三块钱一张。”
周边摆夜市的大叔们依次走进棚里，看到一半直接冲上台。
能骂能打的杨颖，在一番斗殴中把自己送进了警察局，还欠下了5000块钱的医药费。
另一边，吴启彦在父亲和公司的双面夹击下不知所措。
他不想做烂俗的歌曲。
可是父亲却拿公司来向他施压。
“说作就作，也要自己满意才行呀。”
吴启彦试图和父亲据理力争。
只是奈何，他们终究还是不理解吴启彦。
平路也心灰意冷。
他签公司了，原以为会有更多人能够听到自己写的歌。
结果他妈就是一个笑话。
不修边幅的平路，顶着乱糟糟的长发走进北京市中心的写字楼，把自己的新歌拿去给唱片公司试听。
副歌部分还没播完，就被叫停。
在平路的再三请求下，唱片公司还是将他的作品扔在了一边。
一句：“不用了”，充满嘲笑。
平路不理解，自己的歌明明比市面歌好很多，为什么他们连个听歌的机会都不给他。
到头来，把不屑摆在脸上的平路，反倒被嘲讽一番。
“能红起来的乐队，都是外面反叛，里面听话的。”
在这个社会中，如何做一个“听话”的人？
平路做不到。
杨颖做不到。
吴启彦也做不到。
“不窝囊能挣到钱？”
“真他妈没听过！”
钱要挣。
梦要做。
更要做自己。
只是精神世界的挣扎必将付出代价。
疯子和艺术家只是一念之间。
电影中杨颖的台词大概就是指这层意思：
“自杀的一种方法就是嫁给做摇滚的人，一定死得痛快；又痛又快。 ”
他们接受着异常的身份，外界的讪笑、同行的质疑。
讥笑、嘲讽之后，如何自我消化？
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巨大的两极差异下，如何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面对现实的不满，愤怒之后如何爱？
电影中有段场景，令我潸然泪下。
被唱片公司拒绝后，平路在北京火车站台和父亲短暂的交汇。
他追赶着父亲的火车，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爸，我签约了。”
火车开动了，爸爸什么也听不见。
只是探出头来笑着喊：“回去吧，回去吧。”一遍又一遍。
他们和所有在外漂泊的人们一样，把苦留给自己，把安心留给家人。
然而签约真的快乐吗？
平路不知道。
平路的爸爸也不知道。
只有现实知道，并且狠狠给了平路两巴掌。
影片的最后，平路骑着摩托车奔驰在马路中央，速度越来越快，飙车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解脱，全身的细胞都在沸腾。
“没有人比我快。”
这一刻，他极度癫狂。
身体已然不属于自己，它是属于灵魂的。
速度让他忘记了自我，痛苦愈加明显，生命愈加模糊。
没有目的地。
疯子和艺术家只有一念之间。
直到摩托车与大卡车相撞。
这一刻，他成了疯子。
就像他先前说的：
“我是搞音乐的，结果给音乐搞了。”
平路死了。
一头扎进摇滚乐里的他，在无人的公路上停止了沸腾的心跳。
留下了最后一首歌。
死前，他拿出那盘被拒的卡带交给司机让他听，汽车音响中传来苍凉遥远的歌声：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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