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纪录片: 自言自语的人们

有话直说 中国摇滚纪录片: 自言自语的人们

中国摇滚有那么多的问题,有想法的纪录片显得更难得。

汪峰团队拍了一部纪录片,《存在》,为9月9日在鸟巢开启的新巡演助阵。官方宣称这部纪录片耗资千万,制作三年。正式上架之后,各种以章子怡为噱头的宣传通稿也涌现了出来。

其实,汪峰第一次全国巡演,也拍过纪录片。那是2013年,汪峰举办了15城的全国巡演,主题就是「存在」。和这次的纪录片不同,「存在」巡演的纪录片以演唱会的台前幕后为主,包括汪峰当众表白的段落。

中国摇滚纪录片: 自言自语的人们

无论是哪一部,都比以往和中国摇滚相关的纪录片更大场面,更气派。如果这些都可以算入纪录片的范畴,而非宣传片的话。

今年另一个和摇滚有关的重量级纪录片,讲述了另一个江苏人的故事:李志团队的《我们的叁叁肆》。这部号称真人秀式巡演纪录片,要跟随记录下李志12年334座城市的巡演。当前已经做完了安徽,是为第一季,下一季的计划是陕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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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本人,也早在一些独立音乐纪录片中贡献过镜头。那些纪录片以一种地下的姿态存在着,通过豆瓣贴吧之类的途径,在摇滚青年之间口口相传。

这种形态似乎更接近「中国摇滚纪录片」。以《后革命时代》等纪录2000年前后树村摇滚足迹的纪录片为代表,直到今天更加多元化的独立音乐,地下纪录片以自说自话的状态存在着,影响着接触到它们的人。

在乐队有资源给自己拍纪录视频之前,同样为爱好而生的纪录片导演,更客观地纪录下了摇滚乐的生存状态。可能没有卓越的导演功底,没有教科书版讲究伦理和逻辑,但足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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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下音乐纪录片中,《后革命时代》所触及的乐队和话题最多,夹杂着不少树村摇滚乐队的生活画面,还有2001、2002年最初的迷笛音乐节现场,包括吴吞的那句「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

导演张杨本人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他的工作有设计唱片封面、拍片子等,自己也玩乐队。这部片子,本来就不需要过多的章法结构,只要真实地呈现出每一天的生活就足够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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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些当时在死磕的乐队一样,谁也不知道那些音乐、那些影像,之后能有多少人关注。

与之类似的纪录片,还有孙志强的《自由边缘》。相比群像的《后革命时代》,这部《自由边缘》更有目的性,采访了痛仰、舌头、木马、夜叉、诱导社、新裤子等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乐队。这更像是一部纪录片。

《自由边缘》拍于2000年,到了2010年,孙志强又拍了一部名为《乌托邦》的纪录片,副标题是《自由边缘III》,主要人物里还有吴吞。但这部片子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个时候,拍纪录片的门槛更低了,各种理由、各种目的,都可以炮制出一个纪录片;这个时候,网络世界已经没有新鲜事,21世纪初那些不为人知的地下生活,吸引力还不如当红乐队在微博上撕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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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2010年之前,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摇滚纪录片。

甚至还有外国有人的作品。2004年起,两名德国导演花了两年时间纪录北京地下音乐,拍成了《北京浪花》。里面分章节采访了几只正火的地下乐队:Joyside、挂在盒子上、新裤子乐队、沙子乐队、T9(杭盖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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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内生存状态颇为地下,但这些反叛的年轻人早已经成功引起外国友人的注意了。挂在盒子上乐队在1999年就已经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在北京仍然是全国唯一摇滚中心的日子里,地下摇滚真是一个好题材。

同样以外来人视角讲述摇滚故事的,还有商业电影。香港导演张婉婷在2001年拍了一部《北京乐与路》,舒淇和吴彦祖主演。这是一部少见的以中国摇滚为题材的电影。近年来青春电影火了后,倒是出现过好几部摇滚主题的电影,都达不到《北京乐与路》的水平。

但《北京乐与路》却遭到了树村乐队的联合抵制。在《树村声明》中,带头签名的摇滚音乐人这样写道:

「我们对剧组成员的为人和劳动依然尊重,也感谢他们为了解和理解我们而作出的努力,但这无法挽救对地下摇滚表面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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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纪录片都难完全还原,何况电影呢。

中国摇滚老纪录片的珍贵,主要珍贵在素材上,而非想法和观点。导演的重要性,远低于他手中的拍摄设备。

中国摇滚有那么多的问题,有想法的纪录片显得更难得。并非让每个当事人都说一遍自己的理解,而是让导演给出一个答案——不管这个答案是否正确,是否和其他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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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盛志民导演的《再见乌托邦》给出过一个答案,这部纪录片从寻找原来窦唯乐队中的小珂为线索,串联出了中国老摇滚的落寞图景。他说,

「我们不希望这部电影如墓志铭为中国摇滚唱起最后的挽歌,我们希望它只是一次对过去辉煌的纪念。」

不画群像,以个人为主角,也可以拍出精彩的纪录片,比如2014年侯祖辛为父亲侯牧人拍摄的《老摇滚》。无需多谈问题或主义,只是从一个战胜脑梗的老人身上,发现中国摇滚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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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像没有否认中国摇滚曾有的荣光,它们所做的,是以恰当的姿态为老摇滚画一个温和的句号。

毕竟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老摇滚的传说,我们的希望更应该放在新的音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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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纪录片的目的都不再纯粹,主动纪录的乐队,主动提供纪录的音乐媒体和合作商业,都是为了各自的宣传效果。

一些地方的小制作的纪录片,反而更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像《年轻的钱包》《摇滚南京》这些纪录片虽然不够完美,但有着较为中立的视角。《我要上迷笛》《我爱迷笛》这类纪录校园摇滚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呈现了未来的更多可能。

在号称「中国摇滚三十年」的2016年,网易筹拍了一部名为《少年心气》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还是以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就已出道的人物,几乎没有近年来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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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要展现「三十年」的纪录片,只选前辈上镜无可厚非。就像包括《再见乌托邦》在内,这些有野心的摇滚纪录片,就算加两句话,也必须采访一下崔健。而《少年心气》和其他摇滚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为汪峰和郑钧两位现在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留出了很大篇幅,片尾更是以汪峰的《河流》结束。

这些纪录片里从来没讲出的故事有很多:老一辈摇滚没落的没有,有没有商业化成功的个例,新兴的势力起来了没有,未来究竟在谁的身上……讲自己身上的故事也好,讲自己心里的故事也好,这些纪录片总是陷入自言自语之中,在有限的受众里,重复着旁人听不懂的故事。

那些影像里没有告诉我们的,还需要我们自己去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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