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一篇文章，为大家介绍了发掘赵传、张雨生等乐坛巨擘的“热门音乐大赛”。文章中也谈到了曾经创下百万专辑销量的“东方快车合唱团”。在一次采访中，东方快车主唱姚可杰被问到自己最崇拜的本土乐队时，他直言自己对台湾“外交合唱团”的喜爱与崇敬：：“团长崔可铨是我们最早的前辈，高中时我们都听他们的歌，别看他们是做场团，他们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独立乐团！”
所以今天，便想和大家聊一聊台湾摇滚乐“活化石”——外交合唱团。
外交合唱团成立于全台湾尚未解严的1983年，崔可铨与几位来自英国、土耳其、越南的友人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关于乐队的名称，崔可铨解释道：“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乐团，看起来就像一个‘联合国’，再加上外国人要在台湾长期居留时，必须要要到‘外交部’去办签证延期，所以认识的第一个汉字就是‘外交’，因而取了这个团名。”
在外交合唱团成立之初，他们参加了当时台湾一档非常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名人排行榜”。在节目的演唱比赛中，他们蝉联多周冠军，又因乐队大多数团员为外籍人士的关系，他们渐渐成为一支抢眼的热门乐团。
除了乐团创始人、团长兼吉他手的崔可铨，是贯穿了乐队三十四年的“主心骨”外，“外交合唱团”这三十四年的时间里，团员规模经历了多次换血。它迎接了无数初露锋芒的音乐新人，也同时送走了一大批经历修炼后，获得唱片公司青睐的 “未来音乐巨人”——虽然外交合唱团并不是如“东方快车”那样享誉社会的摇滚名团，但它，却是台湾摇滚音乐人和乐迷之间的接头暗号。
崔可铨说：“这么多年来，外交合唱团从不和任何人签约。它就好像是一个训练营，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练，等到成长后，就离开寻找他们更好的发展机会。”一直致力于音乐现场的崔可铨，从三十年前初出茅庐时，几乎每场必唱Air Supply的《Without You》，对摇滚乐不同曲风知之甚少……到今天能够游刃有余地涵盖多种乐风，无论是流行摇滚、拉丁舞曲、中国风音乐都能够信手拈来，成为台湾摇滚乐爱好者心中的“圣殿”。
台湾地下摇滚人一直以来都以能成为外交合唱团的一员而自豪。这不仅是因为外交合唱团代表着台湾地下乐坛的最高水准，还因为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风水——因为太多前团员成功出道变成明星的先例，因此加入这支乐队，就更容易获得唱片公司的青睐，争取飞黄腾达的机会。
如今的乐坛前辈伍佰，在还是毛头小子的时候也曾主动敲开崔可铨的门，向他拜师学艺，而后他也成为外交合唱团的主唱。与伍佰有着相似经历的，是台湾摇滚歌手信，在他的自传《信摇滚得永生》中，也提到了“外交合唱团”的故事：
外交是台北资格最老的团，成立到现在已经快要二十年了。每个唱pub的歌手都会觉得如果能够加入外交，那就太屌了。在高雄最苦的日子里，一个下午忽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是外交合唱团的团长崔可铨老师打来的。
“崔老师，什么事？”我很恭敬地说。
“我们的主唱离开了，听说你唱得不错，有没有兴趣回台北发展？”
“有多急？”我嘴巴上面还是很客气的说，但其实心里想的:“你是在开玩笑吗？谁会没兴趣？”
“今天晚上！”
于是我立刻搭车赶回到台北，加入了外交合唱团。
当时的外交合唱团除了信之外，还有一位美籍主唱Keith Stuart（司徒松）以及键盘手詹凌驾Ringo。司徒松离开外交合唱团后，成为张靓颖、黄小琥、动力火车等许多知名歌手的音乐制作人。而詹凌驾不仅写出了《一了百了》、《天高地厚》等经典歌曲，现在还成为蔡琴音乐总监、演唱会御用键盘手，并曾与蔡琴传出绯闻。
其实，只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省，音乐圈真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圈子。若要细数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热音赛”，再加上“外交合唱团”曾经的团员或者合作过的音乐人，近乎可以囊括三分之一个世纪台湾的乐坛：从刘文正、罗大佑、苏芮、潘越云，到赵传、张雨生、庾澄庆、伍思凯、黄大炜、施文斌、黄小琥、再到信、陈珊妮、杨培安、戴爱玲、星光二班林芯仪、黎础宁、符琼音、谢俊奇……
除了与台湾乐坛的广泛合作之外，外交合唱团的团长崔可铨也是多位音乐界著名吉他手的启蒙老师：如伍佰、东方快车的吉他手杨振华、董事长乐团吉他手小白、张文森、赵传的红十字乐团吉他手刘哲伟（红十字吉他手）等人。
虽然身为多位乐坛大咖的老师、前辈和团长。但是崔可铨与外交合唱团的知名度与关注度，似乎却完全不及他曾经的“学生们”——面对团员们的来来往往，崔可铨的心态却是出奇地诚恳：“我没有能力包装他们，被唱片公司挖走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事，我应当祝福他们。”他深知名利的吸引力，他理解并支持团员追逐这份成功，但他自己却对这份“成功”敬而远之。
崔可铨带着外交合唱团唱遍了台北各大Pub，伴随着台北地下现场音乐从繁荣到逐渐没落，乐队成员们来了又走，曾经的晚辈们一个个变成了现在活跃于各大电视节目的天王天后……后来，他们又从台北走到厦门驻场演唱，再从厦门走到北京后……在同样狭小的Pub里，为那些并不知道他的辉煌和故事的人表演。如果用势力的眼光去审视，这样的成绩可以算是“混的很惨”。但我却觉得，已经六十一岁的崔可铨，好像一直在用一种苦行僧的方式自我修炼。
如果说有哪一种状态可以称之为“纯粹”，那我想，应该就是崔可铨与坚持了三十四年的外交合唱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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