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篇2009年的采访，相信你会佩服张培仁的高瞻远瞩以及他的使命感、责任感。当我们还时不时地沉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的短暂辉煌里，我们该如何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不是依旧不断怀旧与神话。而中国的原创音乐又何时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之中呢？
人物： 魔岩文化创始人 张培仁 主持人：刘洋
刘 洋：首先我想知道，您觉得音乐当中哪部分最重要、能够最有力地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是歌词，旋律，还是编曲，还是演唱，还是宣传工作？
张培仁：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人而异了，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全都重要，不能轻视任何一端。
可是有的人的唱片就是词写得真好，这个曲也没问题，唱也没问题，录音也没问题，可最后的结果它就是不好听。它有些东西是火花，是灵魂，有些好象是难以言喻的东西。你说的很对，这是很奇妙的东西。每一个人掌握的分寸都不一样。有的人一把吉他，演唱就特别合适，有的人就配器越复杂越好，越前卫越好。有的人就是甚至没有词，只有旋律，甚至到了Techno的时候他只是节奏，旋律都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每种不同的音乐形式跟不同的创作甚至跟个人时代环境都会产生变化。我听这么多我从来没有觉得哪一个东西是关键。
刘 洋：你当初为什么会选窦唯，何勇和张楚作为魔岩文化在内地签约的第一批人？
张培仁：第一批签约的艺人其实是唐朝，第一个签的是唐朝，那个时候我头一次来北京，是89年的冬天，一月份。然后在北京的时候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在北京王府井的咖啡厅里头第一次见到唐朝，他们几个长发彪形大汉走过来，个儿也高，看见了以后就突然从心里有一种仰慕之意，觉得大伙儿真的可以变朋友。北京也是我的故乡，是我祖籍，所以感觉就特别强烈，一路聊下来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这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想的事，跟他们特别投缘，听的音乐想的事都一样，所以马上就决定说可以开始做。
当时在台湾我们能够看见的华语流行音乐就只能是抒情跟偶像这两种形式，然后所有的人都还把摇滚乐当成是洪水猛兽，是一种当时文化里不会有的东西。可是像我们这种在台湾长大的小孩，某一个状况下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压抑，这些压抑会转换成愤怒，在摇滚乐里会得到能量的释放，就很期待能够有机会看见它的实现。到了88年89年的时候在台湾，我当时在负责滚石的国语唱片，当时觉得在商业上面或者在某一些人文的部分的确已经做得不错，可是我们要找到更解放一点的音乐形式或者是创作状态，在台湾就比较困难。
唐朝是头一个，做的过程也比较艰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哪个制作人真的对北京的摇滚乐有信心，而且甚至没有几个专业的摇滚乐制作人。你想，没有人会做的话，再怎么样都会有问题，所以其实前后我试过很多个制作人要他们到北京去，很多制作人都放弃了，说做不了，要不就是吃不了北京的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预算肯定是低嘛，直到找着贾敏恕，才进棚录了两个月，最后把它做出来，所以头一个其实是唐朝，发行的时候是在九二年。
另外当时也请贾敏恕录了一盘叫《中国火》的拼盘，在那个拼盘里边就有收张楚的《姐姐》。当时在北京我们希望找一些小样，我们的朋友就去找了很多个小样过来，其中就有小窦和张楚，当时小窦还在黑豹。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冬天，但已经事隔一年，90年的1月份，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带着一个walkman，放着张楚的这个小样听，听了他唱《姐姐》，在那个冰天雪地里边，听的时候就，马上眼泪就要流出来，真是特别感人的歌。后来我就急着跟张楚见面，所以张楚是第二个做的决定。
然后小窦就要从黑豹离开，他要自己要做“梦”乐队。于是我们就跟小窦谈，他的音乐才华我想是有目共睹，大家就马上开始进行合作。
何勇当时比较有意思，他当时是在大地唱片，大地当时走的是比较校园民歌的路线，比较主流抒情的路线。而魔岩在当时比较相信真实人性的释放，我们做魔岩不是要去满足现有市场，而是要创造一个现在还没有的市场，我觉得这样才有价值，所以何勇当时看了我们做唐朝之后，交谈的感觉也非常好，然后何勇就跟大地解了约，当然他的说法是投奔魔岩。
总之，我觉得我做音乐从头到尾我都是只做我喜欢的，而且不可自拔，非得想尽办法把它做好不可。当时碰到他们的确就是这样。
刘 洋：对他们上述这几位的现状了解多少？
张培仁：我大概都知道吧，大概都知道。
刘 洋：那我举一个例子给您，据我所知现在黑豹主唱秦勇，包括李彤他们几个开的都是奥迪A6以上的车，但是上周我刚刚做过唐朝丁武、赵年的访问，他们到深圳来演出，当时也问到了他们的情况，而他们开最好的车也就是切诺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培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很多层面了。它分成两个角度吧，一个是我自我反省的角度，另一个就是针对整个文化环境发展的角度。我想先讲一下大环境。
其实在某些环境里面，才华越洋溢，越想要超越时代的人，你可能吃的苦会越多。你创造的东西可能有非常多是从灵魂里面出来的力量，然后你又想去把这些东西给扩散。就像我们在90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时机是比较适合，因为在那时，我们有过去的累积的一些东西在心里面，然后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我当时觉得我听见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时，我觉得那都不是在写歌，不是一字一字在磕，而是心口里积压了特别多的东西，然后嘴巴一张就飞出一把刀，就射过来了。那个东西它是压抑累积能量的结果，当时前方也没有阻挡。所谓没有阻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文化这个行业最怕的莫名其妙虚拟的、功利的商业机制！
从我们文化发展的进程来说，最好的文化产业发展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整个欧洲的西方的文明，它都是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步累积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上的大爆发，就没有商业机制。你知道所有的艺术都是钱跟着好的艺术走才对，如果艺术跟着钱走的时候，那市场上面它的路就会越来越窄。
其实文化的本质是bring better live，就是帮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本来文化的创作价值不是在于片刻的享受（当然它可以是），但只要是片刻的它就会形成一种娱乐的状态，生活形态绝对不是仅仅只是物质而已。
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正是在经济大起飞，因为大家都在致富，大伙都在急着要挣钱，让自己的生活基础可以改善，比如说，要房要车，要有好房要有好车，人跟人在这个时间又特别有比较和竞争的心理，别人买了好房子而我们还没有，心里就比较急，其实这时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物质价值，物质金钱变成唯一的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标准。
这个其实可能是一种有问题的价值观，从我自己来看，有钱绝对不表示你就会快乐，而且保证你不快乐的事更多一些，你会想得更复杂。那生活呢，是从自己的一种态度里面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过什么样的日子，它其实是一种信仰。
就像我听摇滚乐，我这辈子就听摇滚乐，我在北京做摇滚乐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从这里得到的快乐别人是不能想象的，而那时是我这辈子挣钱挣最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快乐和有钱并不是绝对相关的，90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太有机会先创造文艺复兴了，当时大家在寻找这样一个文化爆发的状态，在寻找逐步地建构用商业机制来服务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可能如果那样反而挣的钱会更多，我看会比现在大伙儿一刀一刀磕可能挣的钱还要多一些，但是这个事情最终是没有发生的，比较遗憾。
如果比较的话，当年黑豹的音乐就是在一个比较普及性的基础上出发，它比较跟生活的关系更亲切一些。那唐朝的音乐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不会卖啊不会怎么样，可是我还是觉得必须得做，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个华人的音乐环境，我们当时看见的就是抒情跟偶像。像我们这种听音乐听得很多的人都知道，抒情跟偶像只是那么其中一点很小的范围，其实在整个的流行音乐里面是有着很庞大的世界，而华语音乐世界里却只有抒情跟偶像，我对这个状况是有意见的，我觉得文化如果只存在于一种基本的价值观，以后我们绝对不能抵挡全球的竞争。
当时我看见内地在开放，全球的文化都在进来，我在想十年以后才是决战关键，面对全球竞争不是你自己跟自己打，是要去竞争！除了本地的市场要建构好以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多元的形式诞生！
所以我们看见唐朝的时候，我就觉得在主流音乐最边缘的地方竖立起了一个灯塔，它一旦成功就会解放音乐上的所有创意和想象，才会让音乐自由，所以，你做下去就会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唐朝、小窦、张楚、何勇都有这种特性，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音乐里的创作真的是在关切着社会人性和自己敏感的创作天性。
先前跟大家讲的，94年当时做完这些事以后，滚石一直都没有办法通过或者容许我有一个更长的时间计划，因为我必须要建构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才能够逐步地发展。
虽然我当时我在做魔岩的时候，看起来结果还不错，一方面是当时我们公司的状态不允许，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们当时是满腔热血在做，而这个行业的很多财务管理部分并不是我们的专业，而且我们都作的音乐比较边缘、另类，甚至前卫，所以在工作上环境里面愿意认同这种音乐的人其实并不多，到了后期才有比较多的人愿意出来帮忙，可在当时并不多。所以我们在当时就比较难把一个长期计划做出来甚至落实，非常难。
然后到了1994年12月17号，在香港红勘体育馆办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当时我们就觉得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正打算我们再往下怎么发展的时候，滚石就有了一个政策——就是希望我们回台湾去，做台湾的魔岩唱片。当时叫我们回去当然有它的道理，公司财务方面的道理，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可是当时我回去以后，就立誓：回去三年以后积累足够的资金，然后再来北京！
可是阴错阳差，有非常多的问题发生，就一直没有回来。到了2001年年底的时候，发现那个梦想大概永远也来不了了，我就决定离开滚石，才开始一个新的计划。
这就是我自己的状况，因为我的状况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影响。
其实当时我离开的时候，是把中国火的品牌交给另外一个滚石的同事，当然这中间就存在许多对世界对人的观点的差异，所以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怎么样都还是亏欠他们一个正式的道歉，从朋友来说。也可能中间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很难说得清楚。
我后来写了那一封信给何勇他们，就是说有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有些话我才说得清楚，才整理得明白，甚至有些事我才能说得透吧。
（附）12月17日，在北京九霄俱乐部举办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前夕，张培仁给相关组织者发来一封信……
谢谢你们的来电，接到电话之后，如同我过去的这十年间一样，只要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些事，就彻夜难眠。
我和贾敏恕，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在当年那个仍然封闭保守的环境里，我们选择了低调的工作方式，希望自己勤谨地耕耘，能够看到鲜花盛开，野火燎原。我们相信，要先有文艺的复兴，才能有产业的繁荣。
我们确实有长期的计划，以及辉煌的理想，但是我们的母公司当时的财力不允许，我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奉命调回台湾，经营台湾的唱片事业。这中间许多难言的痛苦，深切的挣扎与反省，都在这十年间，让我们彻夜难眠。
十年前红磡的那个晚上，我们确实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是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首次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也是第一次，让文化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娱乐的感官刺激。无论后来的发展如何，我都认为当时在舞台上的乐手，站在一个历史的起点上。我仍然对他们的倾力演出，以及当时两岸三地的年轻中国人共同完成的专业表现，充满敬意。
这十年间，我和我的同事各自经历许多的考验，我们都在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对所有的老友，充满怀念，但是无以为报，甚至不敢相见，惟恐泪水夺眶而出。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只想说，红磡的演出，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但是现在，却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点。
有许多事，可能要再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才能证明，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终点。
刘 洋：您怎么看待现在的“魔岩三杰”呢？
张培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像你前面讲的，他们没有好车没有好房，可是以我从旁观来看，虽然我这样讲不够真实，因为我一段时间没有跟他们正式接触，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有创作的好灵魂。张楚回了西安，大伙也找不到他，可能这里边还有非常多的颓丧、放弃，可是我相信他内在的工作能量是没有消失甚至还有积累的。我知道国内有一些品牌正在跟他接触，那我觉得不管任何人有机会跟他工作的话，都要想办法keep他最好的那个东西，不要把市场当作是固定的什么的状态，要让它的最好的发挥来影响人，而不要让市场来影响他。
刘 洋：您觉得这些公司跟他接触的目的是商业的需要还是为了弘扬音乐的需求？
张培仁：在文化这上头，商业跟艺术创作之间永远存在一种拔河。其实我们真正期待的是市场本身的品味提高，生活好了，喜欢的东西就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可是在市场存在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人还是金字塔的顶端，少部分的，所以它并不代表整体市场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艺术家和歌手之间要有一点自觉——就是说不会每一次或者每一个状态都能够去让市场完全接受。如果你原来就不是一个想取悦市场的人，那你要保有就是你自己的创作和观察。也许你愿意接受一点调整，可你没办法接受整体的变革和自我的改变，这个时候就要去接受市场现实和自我坚持中的一种拔河结果。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去了这个公司薪水特别高，但老板特讨厌，没事乱要求，然后待人也不厚道，可是他有钱，可能有人就会选择：“我就干吧，就是拿多些钱过日子呗，过好一点”。也有些人就会说：我不能干这事，必须得走。
这和我刚才说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刘 洋：您怎么认为窦唯呢？
张培仁：窦唯现在的路子越走越远，甚至有的时候连我都接受不了，因为我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许他表达的是他自己的状态。
刘 洋：那你认为他就不考虑市场的需求？
张培仁：小窦做音乐跟心理状态有关。小窦是一个天才型的音乐人，他音乐创作的思路是源源不绝而且是不会断的，他会一直做下去，他有强大的创作能力跟欲望，所以他选择的方式就是：我自己做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其他人去评价他的东西真的有点多余，说理解不理解，他根本不期待你理解他，他也不期待你去买他的CD。他就做了，他就用比较低的成本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高兴。我觉得等到机缘合适或者伙伴合适的时候，窦唯可能会有全球震惊的作品。小窦会做得出来这个东西，因为他的才华一直都在，他也一直在实验，可是他现在还没有一个机缘把他所有的资源、能量、经验和人才都组合在一起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刘 洋：请您来评价一下在十年前红馆的一场演唱会，前不久何勇也在北京做了一个纪念性的演出，您怎么看待当年这场演出和这场纪念？
张培仁：我觉得十年前的这场演出，对我来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回忆。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困难实在太高，当时我们决定要做这个演出时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太少，当时我们在北京运了37个人去香港，然后再加上香港和台湾的工作人员组合在一起。
第二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就是，那应该是内地、香港、台湾的年轻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理想，在工作现场本身就有它很大的一种回归的含义在里面，当时工作的人大概都能感受到，就是你终于期待的那种民族和文化的团聚，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种刚开始的火苗。
第三个是在香港演出压力大有一个原因，就是何勇当时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这个四大天王你怎么看，他说张学友还行，其他三个都小丑呗！
这话一说出来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媒体都严辞批判他，我记得梅艳芳当时就出来说不能这样讲这些艺人，因为香港艺人是比较团结的，他们都会彼此呼应去对抗，而且我们演出的很多海报、地铁广告都被石头砸碎了，灯箱都被砸了，所以我们很担心会出事。
到了香港记者会现场时候，何勇就讲得非常好，他说在香港这么繁华的地方，娱乐这么发达，觉得应该有四大天王这个东西，媒体也觉得他讲得真的很好，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灾难，但那时的确让我们特别特别紧张。
那再来呢是演出现场，也比较忧虑，以前香港的观众他们都是坐着听，然后看着歌星过来时，大笑、拍照、和他们挥手，并不是真能够投入到音乐里面把自己挖心掏肺拿出来，但这种反应方式到摇滚乐这儿就不对了。所以他们演出当时满场都站起来，然后在里头狂叫狂喊，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哥们最夸张，一边跑一边撕衣服一边狂叫，这人就是黄秋生。从此以后我就跟他变成铁哥们——我觉得这人真了解音乐啊，特高兴。（笑）所以，那场演出困难实在太高，可是演出结果非常成功，事后媒体评论都比较好，不管香港或者台湾的媒体。当时媒体评论比较少有绝对压倒性的艺术评论，大部分艺术评论都会此起彼落，各人有各人的观点立场，可那次是比较一致的，都是用比较高的评价来看这个演出，说是中国摇滚震撼香江。
我甚至觉得我对香港回归都是有一份功劳的。（笑）因为内地当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资讯也不太发达，所以在香港这个繁华若梦的地方看见内地去的人都有叫“阿灿”，带着一种瞧不起的心态来看你，所以内地这么大一个年轻人团体来香港演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它会让香港人知道虽然你活在这样一个繁华地方，但还有更大的世界你没有看见，在香港这个地方你要找到这么深这么宽这么有力量的音乐形态跟文化形态，是找不到的。
从我个人来看，那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回忆。
刘 洋：这场演出我觉得最深远的一个意义，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演出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场演出的VCD依然还在销售，也依然还在畅销。那您对中国现在的摇滚乐怎么看？
张培仁：首先我听得没那么多，拿到的资料比较少一点。
其实我觉得很多摇滚乐经纪人，太多的是想把自己的歌手变成巨星，这当然是无可厚非，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经营的歌手作成巨星嘛，可是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真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想，我们只是想把非常细节、繁琐的工作做到好，希望音乐品质可以好，可以用正确的方式传达出来，并没有真的去设定一定会引起多大的反应，并没有这样想。
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摇滚乐它不是一个巨星可以形成的一种力量，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其实最后应该形成的是一种潮流。人们最后发现听摇滚乐的生活比较好，它比较快乐，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因为一首歌，一张碟，一个人。所以现在像前两年雪山音乐节、贺兰山音乐节，我觉得这都是对的思路，从这里出发可以让更多的人在生活态度上面有一种依靠，有一种整体的力量可以呈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环境的改善。你也知道，现在唱片的环境是全球性的崩解，因为MP3、因为盗版、因为免费下载、因为P2。所以，现在值得要想的事情不只是音乐形式的问题，也包括了怎么去传播你的音乐给消费者的问题，更包括了你怎么从这个贩售音乐获得你该得到的报酬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变得非常困难。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资讯比较稀有，人才非常少有，在那个封闭的资讯状况下，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体会出发，创造出一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东西。可是现在资讯已经普及，人的生活变得比较快速，它沉淀的东西比较少，而且可以参与音乐的场合比较多。以前你能听到音乐的就是电台，电视，现在网络下载、卡拉OK，你到每个地方去都有音乐在。音乐的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开始变得浅薄了，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音乐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之一。那个时代我们大概就是看书、听音乐、看电影，到处找好的电影的光盘回来看，现在这个时代在这几个选项之前可能还有上网、玩游戏、跳舞、唱歌这些东西，所以它碰到的困难其实远比十多年前要高。
选择太多等于没有选择，你说的很对。
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我们都最需要的东西不是有这么多的选择，而是建立出几个鲜明的选择。就像我们前头说的，我们知道金钱带来的种种好处，可是并不知道你的快乐并不是建立在金钱之上，而是建立在你自己对自己认定的价值之上，其实文化产业的本质是这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只有几个商品。
我觉得比较主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发行通路的建构，这个通路的建制不只是产品的发行（包括科技端、媒体端、演出端的种种建构），因为未来可能会有的人才也会很多，资讯开放了还是会影响很多的人去进行创作，只是这种创作有没有办法脱离于西方的影响，单纯地只从我们生活的特性里出发，这是我最在乎的问题。
当年我们做的时候大伙都觉得，就是西方摇滚乐又怎么样？咱们也一样能玩！从我自己生活里出发，做我自己的东西，即使当时我们用的乐器是西方的，音乐的旋律或者是配器的方式可能是西方的，可它的感情就是中国人的！其实这是很少人去真正面对的，中国的摇滚乐虽然并不是用古筝二胡来演奏，可是它里面应该有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我们的民族跟生活里面的一种自己的态度。
唐朝当时是非常明显，其实张楚也在描述底层生活，《上苍保佑吃饱饭的人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到小窦的《黑色梦中》，到何勇的《垃圾场》，你都知道那是真的生活状态反应，它不是别的东西。
那比如说现在西方的资讯大量地涌入的时候，它就呈现一个问题，就是本地的文化怎么去跟全球文化竞争？它的市场比你成熟得多，它的资金比你庞大得多，它的人才比你多。还有它的创意、经验比你多，它使用的预算比你多，它到国内来做的任何宣传和发行都是在当地市场上已经饱足了它原来的成本需求，甚至已经获利了结了以后，然后再到你的市场来，带着一种倾销的性质，因为在这里它没有制作成本，所以每一个本地的文化都在跟全球竞争。
我们在看西方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看到rock、jazz、blues、hip-pop、R&B，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描述一种音乐形式在里边，做rock就是这样，Techno就是那样，可是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些字它不只是音乐而已，它是一种life style，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是一个trade，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它不只是单纯的音乐形式。
可是我们以前大家都看到形，学不到生活的本质，因为生活的本质不是能够用模仿的，它是自己活过来的东西，在台湾，我们以前有十年的经验去反刍，比如说西方60年代流行摇滚乐，台湾70年代就是民歌运动，西方70年代是抒情歌曲commenters，80年代全台湾曲就是抒情歌曲,80年代西方是麦当娜、Michael Jackson，90年代台湾就是一阵偶像热潮，到了95年以后台湾才有了自己好一点的音乐态度和东西出来。
可是现在的资讯状况，那个十年的时差是不存在的，每一秒钟全球的资讯都在你身边出入，所以这时候的竞争是无比激烈的，你要怎么样能够在同时去找到一种竞争而且能够获胜的方法呢？困难度就变得相当的高，而且你也没有复制的时间了。以前我们听到西方的东西就说：咱们就做那个玩意吧！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没有，比如台湾最近出来非常多hip-pop的团，做rap的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不错，因为这是全世界现在最时兴的音乐形式，可是现在的消费者每天都在听，他可以直接去那个发源地找最好的听，因为资讯铺天盖地，而且不只是消费者的影响，创作者也大量地被影响，你要能够在这里边抽丝剥茧找到一种我自己的的生活潮流和路线，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对以前90年代没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只有遗憾而已，我是恨！这就是我说20年后我才肯把有些事情说清楚的原因，一肚子火！中国火最后变成一肚子火！在那个时候你不去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的自信和路线你就最后不能跟全球对抗，你在全球都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整理出一条路线，个别个案可以成功，可以畅销，可是个案可以持续多久？有没有办法可以形成产业？有没有办法形成绝对的影响力？你现在可以用民族的美学在全世界个案成功，可我们希望不只影响那些欣赏民族美学的人，不只影响青少年、年轻人！我们希望华人的年轻人有一天可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上，全球的年轻人都说：“中国的年轻人太牛了，我们去找他们一块玩吧！太好玩了！”我们希望看见的是一种创意的文化的璀璨，色彩鲜艳，不是只有现在的东西！
刘 洋：有人说，21世纪它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您在各大网站上你都能够可以看到娱乐的搜索引擎，但是你却很少看到专业的音乐通道，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培仁：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事在人为。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得比较短的看法。因为我们文化做久的人都知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潮流是会变的，时代潮流的变更跟人的生活的改善有关。现在西方我们仍然听到非常好的老音乐在畅销的，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人们在依循一种市场已经存在的规则和规律，去购买他喜欢的东西回去听，而且受众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他要听什么东西。但这个规则在国内目前为止都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的人都在先追求一种初级的富裕，刚开始富裕以后追求的快乐大部分是比较浅薄简单的快乐，比如说拿钱找女人，出去喝酒唱歌，那是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快乐，但有没想过那个事情真的能让你快乐多久？这是一个迟早会被发现的问题，每一代人都要跟上一代的人找寻不同的思路来找寻自己的一种时代的定位和特征。在资讯变化快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速度也会非常快。
第二，我相信非常多的人是不会放弃的，他们会非常希望一些好的东西能够继续地依然地传播下去，不会让这个时代就此变得浅薄，让无味的东西继续流传，而且说实话那个也不能流传。就像真正的爱情才持久，只是真正的爱情非常非常难，在这个时代将会越来越难，但最终人都会觉得需要感情，需要价值，需要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而不是纯粹的在外头发泄一下就可以了事。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时代会出现的问题会远比我们现在讲的文化产业的问题要大得多，会出来更大的问题。
刘 洋：你以前曾经说过这个音乐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是沟通，刚才也提到在红馆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感受到了一种沟通，包括音乐也是跟别人沟通情感的一个过程。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张培仁：我觉得不只是音乐，整个文化环境和文化本身都是一种沟通。当然在商场上也是如此，比如说你两个公司的人要谈判，坐下来就谈生意，说我买你工厂，我要多少钱买，你要多少钱卖，两人讲来讲去就讲不成，然后一拍两散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这两人在聊的时候就提到说：哎，我前两天听了个音乐特喜欢叫什么什么，那个人说：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那生意谈成的几率就高得非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音乐是最贴近生活的东西，它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就像我们那天认识的时候，我一听你采访时问出的问题就知道你是听过很多音乐的，而且你是听摇滚乐的，马上就有一种亲近之意，就想我们两个最好能认识一下聊聊天，也许能够变成朋友。所以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音乐，懂你的人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已经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部分可以变成好朋友。再往大了说，从两个人之间扩展到整个社会和文化都是如此。
在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奔了一个信念——中国人的、自己的、年轻人的音乐梦想！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大伙就聚在一起，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信念和梦想或者不是音乐本身的交流和沟通，你要人跟人彼此理解沟通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刘 洋：您比如说mp3下载，大家都知道去免费下载，那如果您买到唱片的话，我今天听了不喜欢，可能它的确是慢热型的，那我今天听了不喜欢我事隔一年之后我还可以去再听，说不定那个时候我又发现这个音乐的妙处，但mp3又不同，我今天不喜欢，今天我就cancel，那以后我可能会没有机会再听到这种音乐了。那您觉得这种做法对音乐是不是一种伤害呢？
张培仁：我一般不从伤害这个角度去想，因为它都已经是这样了，再想它伤害已经没有用了，受伤不是我的美德，我们必须想办法不断的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做了一个作品出去，它其实是有价值的，只不过今天的消费者不喜欢不理解，可能过两年大伙就喜欢就理解了，再听就会创造一个更高的价值。如果网络会储存这个音乐，你可以不喜欢或者从此不再听它，但我还会有第二首歌会出来，还有第三首歌会出来，那等我第五首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音乐真不错，再回过头来听全部，可能影响会更重要。以前是一首歌就能改变我们的一天甚至一年或者一生，现在可能改变的是某一个人的态度，他可能改变的会更多，因为态度此时此刻比什么都重要。
刘 洋：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策划人，在您的理想当中您希望看到的华语音乐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您希望什么样的音乐人能够占据主流的位置？如果说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要多长的时间？
张培仁：我希望的不是个别的哪一种类型的人能够占据主流的位置，我希望这个时代潮流代代相替，然后它有多元的潮流在不同的地方呈现，我希望每一个城市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最后每一种音乐类型都可能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带来影响力。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化产业的兴盛、繁荣应该要有的状态，而不是哪一个单一的形式称霸全球——这个世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当资讯都普及了，网络都出来了，每个人都顺着自己的愿望在网络上面探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制约人的需求这件事情或者形成单一的潮流？我觉得不可能的。除非大伙躲在山洞里过日子，你必须得有个酋长出来说话那才行，否则不会再出来那样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希望的是文化产业的繁荣，而且最后这个文化产业是在全球上面占领一席之地，我希望全球的年轻人听到中国的年轻人做的东西的时候都觉得牛，就这样。
文稿整理 ：黄勋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