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智
一支摇滚乐队可以促使超级大国崩溃？在英国纪录片制作人莱斯利·伍德海德看来，这并非天方夜谭。他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一书指出：冷战年代，西方流行音乐对苏联年轻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后果深远的影响；视“披头士”为偶像的他们，不断对官方话语权发起质疑和挑战，加快了“文化铁幕”的瓦解速度。
支持摇滚乐曾是种冒险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苏联青年戈利亚·瓦辛被一名警察拦住，原因是他留着一头“另类”的长发。
“你不是苏联人！”不容瓦辛辩解，警察便伸手扯住他的头发，拖着他穿过站台。周围的人群发出哄笑，瓦辛痛得大喊大叫，生怕自己就此被送进拘留所。
作为“披头士”的粉丝，瓦辛的长发既是对偶像的模仿与致敬，也是受其影响而“离经叛道”的表现。然而，追逐这支英国摇滚乐队的代价是沉重的。他多次被捕，进而被控“破坏社会秩序”……总之，自从爱上披头士，他“经历了生命中的所有冒险”。
瓦辛认为，披头士在苏联一度成了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尺。“当局说，听那种音乐等同于散布西方思想。而在我和很多同龄人看来，如果有人说披头士的坏话，我们就认定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即便是老师，甚至是父母，也会被我们视为傻瓜。”
音乐关乎“正义”，更关乎政治——在东西方展开全面对抗的年代，这绝不是个别人的一厢情愿。伍德海德在《回到苏联》中强调，相对英美等国年轻一代，由于社会环境更加封闭，“披头士对当时的苏联年轻人显然意味着更多”。
俄罗斯作家和乐评人阿尔特米·特洛伊斯基，用更直接的话语评价披头士的“政治效应”：“当年，西方世界不惜花费数百万美元成立各种机构，意图使苏联政权垮台。但我确信，这些愚蠢的冷战机构引发的冲击，比区区一支披头士乐队造成的小得多。”
根据伍德海德的调查，这一看似夸张的评价在苏联（俄罗斯）得到广泛认同。
“‘披头士狂热’淘空了苏联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历史学院研究员米哈伊尔·萨尔诺夫直言。俄罗斯摇滚歌手萨沙·利普尼茨基更是相信，“是披头士乐队给我们带来了民主的理念……对很多人来说，这是‘铁幕’上出现的第一个孔洞。”
“披头士狂热”席卷全球
披头士乐队是从英格兰西北部港市利物浦发迹的。1957年3月，高中生约翰·列侬买了把吉他，拉起一支名叫“采石工人”的乐队，并邀请小他两岁的保罗·麦卡特尼做搭档。不久，麦卡特尼的好友乔治·哈里森也加入进来，成为第三名吉他手。1960年，乐队才正式更名“披头士”（亦作“甲壳虫”）。又过了两年，林戈·斯塔尔当上了鼓手。
大约同一时期，莱斯利·伍德海德进入曼彻斯特的Granada电视台任职，负责一档名为“人与城”的节目。听说“利物浦的地下室里有一群玩摇滚的孩子，还没录制过唱片”后，他很快与4个毛头小伙接上了头。不久，“披头士”们在Granada电视台进行了首次现场秀。
这次直播发挥的“助推”作用远超预期。4个月后，披头士乐队的新歌《请取悦我》便一举登上了英国热门歌曲排行榜榜首。
列侬和他的兄弟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披头士狂热”（Beatlemania）。当这股流行音乐风暴刮过大西洋，统治美国的唱片市场时，美国人纷纷惊呼“不列颠入侵”。一时间，连“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都有些相形见绌。
官方封杀无阻年轻人追捧
披头士乐队乃至摇滚乐的飞速走红，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社会思潮联系紧密。
彼时，东西方之间尖锐对立，不时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局部摩擦；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世界则面对左翼浪潮的压力。此外，二战后长大成人的一代青年，面对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剧烈变化无所适从，进而迸发出反体制、反战争的意识。个性鲜明、形式激烈的摇滚乐自然而然地成了年轻人批判政治、针砭时弊的重要媒介。
而铁幕另一侧的苏联，摇滚乐的处境要艰难得多。1957年，官方媒体称摇滚乐是“西方腐化堕落”的标记，接着，摇滚乐唱片大批被没收，类似摇滚乐的演出遭取缔……
至于披头士的声音如何传入苏联，乐评家和史学家至今未有定论。目前可知的是，1964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驻伦敦记者鲍里斯·古尔诺夫撰写的、以约翰·列侬和他的乐队为主题的一篇文章。此时，披头士乐队的磁带已在不少年轻人中间私下流传。
当时是一名建筑师的戈利亚·瓦辛，正是在偶然听到“披头士”们的演出后，“发疯般地”喜欢上了这群英国人，冒着踏入“雷区”的危险，搜集他们的每张专辑。1966年，他在家中成立了苏联首个“地下”披头士俱乐部，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者。因为这个爱好，瓦辛多次失去人身自由，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靠打零工为生，窘迫时连饭都吃不饱。
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对“手抄本”小说记忆犹新那样，很多在同一时期长大的苏联男女，对自己悄悄刻录“披头士”歌曲的举动印象深刻。
在乌克兰基辅市的尼基塔·帕图雷夫的记忆中，他常年秘密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播放的披头士歌曲，并进行录制。由于空白磁带经常不够用，他灵机一动，研究出把歌曲拷贝到旧X光片上的方法；这种“代用品”迅速流行开来，获得了“肋骨唱片”的外号。大
令政治宣传相形见绌
铁桶内出现一丝亮光，就会促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去了解外部世界。“披头士”们看似离经叛道的“乖张举动”下，是不羁的热情和对变革的向往。其歌词中关于人性、权利、自由与爱的表述，亦为苏联青年打开了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
他们发现，西方世界并非“摇摇欲坠”，那里的年轻人不是只知道吃喝享乐。相反，他们有激情，也有正义感——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随着时间推移，苏联年轻人的叛逆情绪日渐增长。如伍德海德所指，对1970年代的苏联披头士粉丝来说，“西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人们开始按照相反的思路去理解这么多年来被灌输的思想，认为如果当局把某种事物说得很糟，真实的它必定无比美妙。”
一些模仿披头士的苏联本土乐队随之诞生。现年56岁的尤里·谢夫恰科表示，他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停滞”时期迷上摇滚乐的，于1980年创建了未获官方许可的DDT乐队。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带着破音效果的电吉他声中得到解脱的……”谢夫恰科说，“我们四处搜寻‘披头士’、‘滚石’、‘齐柏林飞艇’的歌。我们对每首乐曲都心存感激，对我们而言，它们是如此鲜活。这些歌曲象征着现代社会的力量。”
曾任俄罗斯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也曾是狂热的披头士粉丝。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伊万诺夫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借助听西方流行音乐打下的基础；听歌过程中，他还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苏联官方的宣传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
就这样，“披头士style”牢牢抓住了苏联年轻一代的心，改造着他们的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在1970年以后的苏联，披头士标志性的无领夹克“Bitlovka”已然由之前的无人问津，一跃成为抢手货；笨重的军靴也被视作“有披头士范儿”，大受追捧……
“列侬战胜了列宁”
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们意识到，披头士的“煽动性”不可小觑。因此，除了对前者的歌曲加以查禁，当局还开动宣传机器，试图贬低这支乐队的形象。
比如，苏联国家电视台曾播放名为《披头士流行四重奏》的专题节目，指责披头士乐队“实际上是一部赚钱机器”，他们让粉丝“歇斯底里地尖叫，有人甚至晕倒”；接着，披头士粉丝狂热舞蹈的画面与美国三K党及美国南方穷人的画面交切，解说员则以嘲讽的口吻称：“继续跳吧，小伙子们，不要往四周看……大声点、跳快点儿！你们根本不关心其他人。”
苏联政府的另一手策略是主动引入迪斯科音乐，藉此转移年轻人对披头士乐队的兴趣。对此，伍德海德评价道，“死板僵硬的迪斯科音乐把人们限制在舞池中，不像摇滚乐，一场音乐会可以吸引数以万计的爱好者走上街头……”
应该说，克里姆林宫对西方摇滚乐的防范并非精神过敏。“维基解密”网站公布过1973至1976年间的约170万份美国外交与情报文件，其中一份备忘录披露：上世纪70年代，华盛顿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派鲍勃·迪伦、唐·麦克林、琼尼·米歇尔和詹姆斯·泰勒等著名流行歌手前往苏联巡回演出，以赢得公众支持，为“击败苏联共产主义”服务。
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局对摇滚乐的控制才渐趋放松。有人认为，此系戈氏的“民主思想”使然，也有人将其归因为他“识时务”。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助手后来证实，“披头士使我们开始抵制苏联体制”，“列侬战胜了列宁”成为包括官员在内的许多人的共识。
1991年9月28日，一场规模空前的摇滚音乐会在莫斯科拉开帷幕。历经多年压抑，50万年轻人整日欢歌热舞，让内心的情感猛烈释放。彼时，距苏联解体只有3个月而已。
回首往昔，促使苏联崩溃的因素非常复杂，但以披头士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无疑是推手之一。毕竟，舞台上下一片喧嚣的背后，“人心思变”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文/张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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