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音乐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败的开始

记者：您是如何接到摇滚乐的？

崔健：18、19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弹吉他。那时候普遍认为弹吉他不是什么好人。那时候先听吉他，朋友弹的吉他。才发现吉他有这么大的魅力。所以一听到西方摇滚乐的时候一下子特顺地就进去了。就很容易地融进去了。

记者：您最早的时候也参加了一些北京的歌唱比赛，以乐队的形式。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崔健：我就参加过两次歌手大赛。我记得我们当时，大概是86年，参加了一个文化部举行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在文化部的一个剧场里唱这首歌，结果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但是当时在那里唱有种特别满足的感觉，也不管结果，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自己痛快了一把。

记者：后来您正式离开了北京交响乐团，成为了“体制外”的人。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背景是怎样的，是否和你上学时不喜欢老师有关？还是你不喜欢教育？

崔健：我上到初中毕业，高中没怎么上也毕业了，我上学的时候知道，老师说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兴趣，进不到我的身体里，我看的非常清楚，他们讲的是无聊的东西。我觉得老师老是折腾我们，他们都很无聊。真正好的老师也有，他们不会让我们觉得无聊，他们会让人高兴，因为他们自己很充实。折腾学生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不高兴，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无聊。所以想做一个充实的人。

记者：1986年您在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演唱会了最被大众熟悉的《一无所有》。在一些采访中你屡次谈到这首歌其实写的是爱情，但在之后的流传中却成为年轻人对时代思潮的一种抒发。您是否会觉得这首歌曲遭到了“误读”？

崔健：当时没有这种概念。我不想去解释歌词的含义，不想从文化意义上谈论自己的歌曲。因为每个人听到后理解的都不一样，我不想去误导或者圈定他们的理解。许多歌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听众都对它进行了二次创作。所以我不想重新去规定他在每个人心中理解的意思。我只想谈谈音乐上的创作。

记者：您创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背景是什么？

崔健：我最早写这首歌的时候在听POLICE（警察乐队），音乐上受他的影响，当然录专辑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已经接受了摇滚，风格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所以这首歌有点雷鬼和摇滚之间的感觉。

记者：《红旗下的蛋》从意识上来说，是比《解决》更狠的一张。《解决》还是拿两人的关系来说事儿的，但是《红旗下的蛋》里面有很多政治符号，很多歌词都很直接，即便现在听起来也有种心惊肉跳的紧张感，你那时是怎么敢写这种歌的？

崔健：《飞了》那段歌词实际上代表我这张专辑的态度，就是对那种横空出世腾空飞翔的感觉已经厌烦了，我想回来落在地上，一个艺术家应该面对现实，现实有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所以才出现那么多政治符号，实际上是在尝试极限。

记者：你如何来看待现在将你个人和你的音乐已经定位为符号化的角色设定？

崔健：音乐本身是个载体，你能听出他包含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去完成他，把轮廓去勾出来。音乐有点象骨头架子，然后你给他添肉穿上衣服，一首歌的骨头是最重要的，是灵魂。评论家如果不能对现实去批判，就不能称为一个评论家。特别是现代艺术一定要跟现实嫁接起来。好的评论家就应该鼓励人思考，而不是说“丫不懂你丫多学学”，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东西。我希望一个真正好的老师是让人真正对音乐感兴趣，而不是对一个人成功之后的生活方式感兴趣，一个成功的生活方式是最无聊的，一个音乐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为什么喜欢滚石？他们就是不合作！他们找到对自身的忠实，和对贿赂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