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迷笛不仅是一个音乐学校，一个音乐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五月如花，或十月金秋，全国的热血青年们顶着鲜艳的鸡冠头，穿着破洞裤，背着帐篷，带着女朋友，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个地方。这里有阳光，空气，水，漂亮姑娘，当然，还有音乐。
他们将在音乐中抵达狂欢。而这一狂欢已有十年历史：2000年5月1日至2日，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30支乐队参加，每天观众近千人；2004年10月1日至3日，迷笛音乐节第一次来到户外，在北京雕塑公园，万人沸腾。它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崔健称之为“全国唯一因为音乐的音乐节”。
迷笛音乐节最初，不过是迷笛学校的一次大Party；校长张帆，入主迷笛学校时也不过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年轻儿，打小喜欢音乐，1986年高三的早晨头一次在学校大喇叭里听到老崔就“震”了(第一次听到了“中国话”的摇滚)，1993年正无业在家，就应下了这个校长的职务，后来也没出国，从此再没离开过这条诺亚方舟。
2009年五一的迷笛是特殊的——以“十年”为主题，托镇江政府的福，首次尝试异地操作，主要场地选在镇江江苏大学附近的一块能真正露营的地方。“镇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在这座尊重文化的城市里，我们希望能让南中国的摇滚势力由点及面地辐射开来。”张帆说。
张帆校长其实长得帅气又儒雅，偏偏是一个摇滚爱好者，而他一手操持的迷笛学校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摇滚的“黄埔军校”，在这里走出了非常多的“牛B”乐队。10年后，他自己想了下，有些小声，又很肯定地对我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干了件挺牛B的事”。
笔者：当摇滚乐学校的校长感觉如何？
张帆：别人都以为摇滚学校的学生多难管啊，我说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特好，待人宽厚，善于沟通，每次开学典礼我都把我的手机号告诉所有的新生，让他们有问题有意见就给我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最直接的良好沟通，这帮孩子从来不会让我烦，我们都互相尊重，我觉得我们迷笛学校的学生比你们清华大学生强多了，哈哈！我有幸跟这些孩子在一起，也没怎么变老。这么多年了，我们就像亲人加老朋友，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笔者：据说当时“舌头”要排练，没有排练场，你就给了他们一间屋子？
张帆：对，是学校的地下室。包括“挂盒”、“木马”都是这样。迷笛学校说白了就是有一拨年轻人不想和社会的所谓主流一起混，不想过碌碌无为的生活，想搞自己喜欢的音乐，恰好我这儿有一个学校，大家就一拍即合了。只有迷笛学校，没有这些人，我不行；只有这些人，没有学校这个平台，大家也没地方聚。这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历史发展到这里，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了现代音乐，年轻人有了这个需求，才有了迷笛学校。我们顺应了这个时代，时势造英雄。
笔者：你自己很喜欢音乐，也看着国内的摇滚乐走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想法？
张帆：我觉得音乐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由精神和态度决定的。为什么其他人就工作了、结婚了、默默无闻了，而高虎就做了“痛仰”、朱小龙就做了“舌头”？还是在人，人的本性决定了他要做什么，然后找到表达渠道，可能他觉得音乐是表达想法、意识的最好工具，就拿起了吉他。这种意识下其实是最本真的阶段，也是最可贵的阶段，以后越搞越迷茫，还要再去找所谓的回归。知识分子所谓的劣根性就在这里，激情，热血，反思，自我否定，慢慢就变味了，还不如二儿一点。我现在绝对不看六十岁的老摇滚，老家伙，我觉得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牛的时候。任何艺术都是这样，青春期才能创造艺术，年纪到了你可以成为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你多半不能继续做艺术家，艺术家永远是年轻人的，最本真的，最热血的。30岁以后，艺术家就变成了匠，或者叫巨匠，再巨也是匠，什么“文学巨匠”，多可笑啊！
笔者：怎么想到做迷笛音乐节的？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来发展得这么大？
张帆：那时我们从道听途说中和录像带里知道有个伍德斯托克，但开始做迷笛音乐节的时候没想到她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大，当时就是图高兴，想要那种大Party的感觉。我觉得当时中国各方面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应该把新的音乐赋予更高的意义，不仅仅是地下Patry，而应该是“节”的概念了。我们需要争取自己的位置，否则别人就不知道摇滚乐还可以在中国做音乐节，所以我们从第一届开始运作、管理上就比较正规，有迷笛音乐节成立宣言、有节目单和海报。我们可能是先吃螃蟹的，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了。
至于说对迷笛音乐节的雄心，其实谁都想把事情做的更好、更大、更强，但要看客观条件。我现在四十了，四十不惑，有时候觉得一切还是随缘吧，反正四十岁之前的任务我完成得挺好，这辈子值了，至于以后就看运气和能力，尽量做，即使失败或者放弃了也没事，对自己已经有交代了，这是实话。
笔者：从第一届到第九届音乐节的运营状况怎么样？
张帆：从2000年第一届到2005年是亏损的，2006年持平，2007年略有盈利，2008年又大亏，如此循环。2008年对我刺激很大，就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人家不带咱们玩儿啊！起先我们是铆足了劲儿要给国家争光，为奥运暖场，让海外记者们都报道中国还有这么色彩斑斓的充满自由空气与友爱的大型摇滚音乐节，120支国内乐队，30支国外乐队，区文委、市文化局、国家文化部、消防局的批文都早批下来了，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给所有国外乐队的签证函都发出去了，国外乐队在中国驻各国的使馆都拿到了赴中国的签证，机票都订好了，多好啊！谁承想“人文”奥运突然不提了，改“平安”奥运了，离开演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被和谐了—— 这是网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你说一个泱泱大国有必要这么紧绷吗？
笔者：有没有想过把迷笛这个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张帆：现在还没有这个精力。在中国办事儿跟在西方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呵呵，与国外相比，国内的行政管理体制、信誉体制、文化包容性都无法弄，迷笛音乐节可能会越做越大，也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麻烦或者阻力。比如某一天有五万观众了，某领导就会觉得你这五万人聚集以后是不是要搞点什么事儿啊？咱们这边艺术要为政治服务要为政治让路，一直是这样。
笔者：所以说这么多年迷笛音乐节一直举办，还越办越大，是平民的胜利。
张帆：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是平民投机的胜利，夹缝中求生存。在中国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投机的成分都很大，这个投机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而是指在中国这个不靠谱的社会要成点事儿，就要抓住一些生存发展机会，寻找一些僵化管理的缝隙，抓住了你或许能小赢，抓不住也没有办法，哈哈。尤其文化艺术这种东西，你投好机了，受到各方的认可，看起来成功了，但并不见得你会继续成功，继续被政府认可，可能有很多明里暗里的事儿让你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又得从头开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准确清晰的可以严格恪守的行政管理态势，没有健全的商业市场规则，没有公平的法律保护，所以说投机的迷笛音乐节真的是跌爬滚打发展起来的。还有，丹麦一个最大的音乐节2000年发生了一次安全事故，第二年他们接着举办，只不过他们和当地政府做了更好的研究与沟通，把安全措施做得更完善，这就是国情的问题，刚性管理和人性管理的本质区别。
笔者：你应该跟官方打了不少交道，在这个过程里有什么智慧？
张帆：智慧就是实话实说，一定要沟通，让领导了解你的发展，你的规律，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安全记录，包括你整体安全保卫的设计和管理，还有你的参演乐队和观众，一定让他们放心，这样他们才能够给你签字，给你批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存在给好处，这和行贿厦门海关是不一样的，因为政府的公务员对音乐节这种大型的文化活动，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观众人身安全和政治需要，这关系到他们的帽子，真的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会失掉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难处，但有时候刚性的管理加上所谓明哲保身最终导致的就是官场对责任的逃避，也就是行政不作为。迷笛有幸经常面对。
笔者：迷笛音乐节好像总给人一种躁动的感觉？
张帆：对，2003年脑浊就在舞台上喊迷笛音乐节是危险的！我觉得挺爽的。我认为迷笛音乐节应该始终保持一定的紧张度，也就是摇滚文化最独特的张力，而不是完全消费的、追求舒适的音乐节，这样我们才能够适度地发起言论，推动一些事情的进步，2007年的迷笛我们为绿色和平组织做了一次巨大的推广，我们把迷笛当年的主题就定位“绿色与和平”，而在此之前，国内的众多媒体甚至不敢多提这个宣扬世界性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再比如迷笛上会有少数乐队在台上狂骂，骂贪官污吏，我觉得挺好，该骂还是要骂，其实是帮助党中央骂那帮孙子，政府也应该宽容，迷笛音乐节作为一个传播平台，决不是有意地去反政府，而是成为一种良性的宣泄的管径，国外也一样。其实基本上到2007年我们已经沟通的不错了，达到一定的互相宽容、互相理解。我这个人，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耐心，有耐心跟领导们沟通。
笔者：这个沟通里面具体遇到过什么困难？
张帆：特别特别多的困难。你一定不要影响他们的位置，不要让他们为难，不管是文委也好，公安局也好，什么局什么局都是这样。
我们做音乐节，开始要在区文委拿到音乐节演出批文，然后再把这个批文上报市文化局，如果有国外乐队，还要上报给国家文化部。国外乐队的所有资料，包括护照扫描件、歌词、CD、乐队介绍、我们跟他们的演出合同，都要给文化部做审核。除了这些，还要找区消防局、区公安局做大型活动消防治安审批，如果有现场餐饮售卖要找卫生局和工商局审批。这些手续顺畅的话会很快，不顺畅就得花半年。比如2005年我们第一次在海淀公园搞，就直到音乐节开场前一天才拿到公安的治安许可通知书——甚至没有拿到纸面的、正式的批文。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到最后关于场地内观众要不要坐着、能不能卖啤酒等问题我跟他们几乎对峙起来，争的脸红脖子粗，后来估计公安的领导们也是咬牙签了字，确实他们也不容易，出事儿就完啊，好多人贼着你的位子哪！说心里话，我们做大型活动的对公安的情感是又生气、又着急、又心疼、又感激、还总觉得亏欠了人家，都成职业病了。将心比心吧。前两天《重型音乐》的韩宁和吴震来我家聊天儿，吴震的一句话太逗了：我怎么越来越觉得现在做演出就跟做贼似的… ..。
所以我觉得迷笛音乐节完全是通过沟通，彼此建立信任，彼此理解，最后达成共识。有时候要据理力争，比如音乐节现场可以饮低度酒的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基于不给领导找麻烦的原则。投好这个机，慢慢让政府知道她不仅安全，还可以给政府贴金，可以被利用，政府就会支持你，哈哈。
在中国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在或有意或无意地被利用着，我不怕这么说。办好了，做得有点意思又安全，大众又接受，媒体又报道，政府就说你是什么什么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品牌，是区里的文化成果，但我们和迷笛早期的这批乐队大家当时吐出血乐出泪的在努力的时候有谁支持了？不封你就烧香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高高兴兴地玩我们自己喜欢的，谁爱利用就利用去吧。
笔者：那校长，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潜意识里认为这次镇江迷笛是被当地政府利用了？
张帆：哈哈，这么说吧，“利用”这个词在词义上更趋向于“摘桃”，也就是说你没有付出真心、没有付出努力、没有付出帮助而只是狡猾地索取。镇江文化局的局长秘书小丁是当地一个地道的吉他爱好者，是他在今年初发给我电子邮件邀请我们来镇江办迷笛；合办单位镇江艺术剧院的办公室钱主任更是一个老摇滚、48岁了象30岁的人充满活力，热情善良，从八十年代初就是当地乐队的鼓手，留个大光头，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你们可来了，做梦也想不到迷笛能来镇江！当我知道他是老摇滚时，我们的心就贴在一起了；还有文化局的张兵局长，这次镇江迷笛最重要的决策人，每次和我攀谈都是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般地畅谈镇江的人文古迹，潇潇洒洒、口若悬河，显然一个技术官僚，比起那些大外行管文化的地方，镇江有戏！他说的很明朗：“我们请你来，就是要借迷笛的影响力来更好地打造我们城市名片，让全国的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青年文化和激情来到这里，激发这个古城的脉搏。我不怕来的人多，越多越好！一定要玩起来！”哈哈，南方人说玩时不加“儿话音”，不象我们北方人说“玩儿”，很搞笑，但依旧豪爽的不得了。这次镇江政府出资解决了迷笛的大部分的运营资金，还投入了各方面的力量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依我的判断，他们好像不是摘桃的，而是和我一起在种桃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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