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家Jonathan Campbell两年前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摇滚的英文著作《Red Rock：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Roll》，RedRock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红岩”，正如在书的内文中，作者将直接用拼音来命名Chinese Rock&Roll——“yaogun”，以强调摇滚乐在中国的特殊语境和复杂属性。“Red Rock”这个词虽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语境之嫌，但也不无道理，尤其是用来描述和分析早期中国摇滚的时候。
但Red Rock如今也在转化为pink rock，中国，早已进入一个粉红色的时代，意识形态对抗的红色时代，早已经转化为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杂交混合而成的粉红色时代。把摇滚乐神圣化的“红色摇滚”情结似乎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崔健开始，“摇滚乐”一直被与“流行音乐”划分开来，甚至有时候被当做某种对立的范畴，而另一方面，摇滚乐越来越普及和流行，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
过度的神化，以及贴抽象的概念标签，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城市画报》新一期封面是汪峰，标题是“汪峰：现在最摇滚”。但当汪峰自认为最摇滚而有些人认为他不摇滚甚至是伪摇滚，“摇滚”这个标签就变得很无聊了。“摇滚”这个中国译名和音，确实有一股大蒜伴辣椒的呛人味儿，漱口水一下去，你还想再接着狂吃，对于摇滚二字的捍卫，无非是张扬摇滚精神——不只是形式——而所谓“摇滚精神”，无非是被当做“反叛精神”的音乐同义词。但在一个疯狂的消费主义社会，任何词都会被滥用——就像“朋克”已变成发廊的名字——都会变成白开水，甚至自来水。
中国摇滚的精神属性依旧有赖于残存的意识形态压制，至少对cctv来说摇滚依旧是敏感词。但近年地方台的春晚，以及选秀节目已经争先恐后地摇滚了，摇滚乐先是作为青少年亚文化越来越得到普及，再是突破主流文化的保守堡垒——电视——而得到更大传播，但消费娱乐文化也势所难免地对其进行了过滤、软化乃至消毒，于是，“摇滚”这个词势必渐渐却除其原有的倾向性乃至火药味，而越来越接近于中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选秀节目中有人玩摇滚，一方面容易赢得喝彩，另一方面也容易被讥讽为“娘炮”——很多铁杆滚友还是容易将摇滚当成理想主义圣斗士，将摇滚和选秀娱乐对立起来。
但中国摇滚恰恰是从选秀开始的，崔教父曾经也是个“超男”或“快男”。在1986年5月以《一无所有》而揭开中国摇滚序幕之前，其实崔健和他的战友曾经两度参加歌唱大赛，竭力寻找表现自己的机会。第一次他是和王迪、刘元、黄小茂一起去的，演了两首歌：《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评委有王昆、李双江，第一轮就给刷下来了。第二次唱的是《假行僧》，有所进步，第二轮才刷下来。教父原来也曾是快男，听上去好像很不那么摇滚，但是首先，当年别说摇滚乐，连普通流行歌曲和“轻音乐”都一不留神被当做“精神污染”，另外，除非去公园跟唱京剧跳秧歌的老头老太抢地盘，崔健他们差不多没什么像样的公共空间（比如剧场、酒吧）可以去表演。
问题不在于摇滚还是不摇滚，也不在于选秀节目这个平台和媒介，而在于音乐好不好，精气神牛不牛逼。
有一天晚上微博上挺吓人，好多老炮在呼天抢地涕泗横流，有的大v甚至在感谢汪峰导师令“摇滚不死！”，一看原来是有人在《中国好声音》翻唱《hey jude》(钟伟强，毕夏），还有人翻唱《一块红布》。
又有人翻出那部日本NHK的纪录片《hey jude与捷克自由的故事》，那部片子说的是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在“布拉格之春”年代将《hey jude》重新填词，激励捷克“六八一代”为自由而战的故事。王晓渔在微博里故意把这部片子说成《捷克好声音》。
但显然，在中国好声音做个k歌之王足矣，要那么多故事干嘛？中国好声音也好，汪峰导师也好，跟摇滚的死活又有何干？
刘彩星和高扬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一块红布》，更是让我一个老友在微博上号称“泪奔”。当然，这首歌在二十几年前也曾经令我泪奔，令王朔泪奔（详见《我是王朔》一书自述），令无数人泪奔。然而崔健唱一块红布你泪奔，中国好声音唱一块红布你也泪奔，这泪点是不是跟尿点快有一拼了？
经典就是用来不断翻唱的，崔健早已被翻唱过无数次，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夜叉乐队的金属版《像一把刀子》，收录在一张翻唱崔健的合辑《谁是崔健？》中；另一个是2004年12月31日在广州的一个新年音乐节上，崔健和王磊领导的泵乐队合作，以泵乐队的dub reggae方式翻新了《不是我不明白》和《从头再来》，只此一次。
《一无所有》被翻唱得最多，胡德夫曾经跟我说当年他也翻唱过《一无所有》，可惜无缘听到；张惠妹在北京演唱会上的版本也不坏，有她独到的劲儿。至于梁博，对他来说翻唱《一无所有》和翻唱《我爱你中国》，本质上似乎没有差别。
（图注：华晨宇翻唱崔健《假行僧》）
问题不在于翻得有没有新意，而在于是否动人，刘彩星的新意是以田震的方式翻唱崔健，但是田震和崔健的区别，就不必多说了吧。
去年有一次，微博毒舌女神叶三深夜发了一条微博：“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粉丝汹涌而至，纷纷转发并唏嘘不已，都当是三爷例牌的深夜发骚。
过后不久，我在广州方所书店做讲座，念了这一条微博，问是否有人知道出处。没人知道。在杭州晓风书屋，我又抛出这一条，还是没人知道。《一块红布》最后这句令朔爷舟爷三爷等等无数爷们痛哭流涕的歌词，如今已沦为一句湿漉漉黏糊糊的小清新情话。一块红布，早已沦为一块粉红的布。
刘彩星唱至少还唱出了一股泥土气息，而被粉丝称为“花花”的快男冠军华晨宇唱的《假行僧》就是从头到脚一股子香水味儿。《假行僧》不幸被从侠客的大地一把拉进了娘炮的闺房，你不能说这哥们唱的太矫揉造作，因为矫揉造作就是他们的天性——所谓做作的很自然，他也是真诚的，能把假行僧唱成真行僧。但比起张信哲的《假行僧》，华晨宇好像还强一点；比起一个叫泡泡糖的乐队，刘彩星高扬的《一块红布》还算节制，这“泡泡糖”是把“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弄成“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嗨皮”了。
你也不能说这就不是摇滚这就是伪摇滚。当摇滚越来越流行越来越泛滥，或许你可以像Jonathan Campbell那样，将Rock&Roll说成“yaogun”，以继续强调其理想主义血性和意识形态文化独特性，或者像我在九十年代一样，将之说成“肉啃肉”，稍嫌粗俗地强调其原始野性和活力，甚至像盘古乐队那样——去年他们有一首歌名为《咬滚》——“咬滚”似乎已不齿于摇滚，它要狠狠咬摇滚一口。
2006年，我在深圳某体育馆策划了一个大型音乐会。主办方演出前特意提醒：希望崔健不要唱那些歌名有“红”字的歌儿。
审查标准因地因时而易，比如去年年底崔健五棵松音乐会，《红旗下的蛋》就不能演，但《一块红布》却可以。崔健双眼蒙着一块红布吹小号这一形象，早已成为那个风云激荡的启蒙时代的一大启示录图景，2011年年初，在工体的崔健摇滚交响音乐会上，演到《一块红布》时，一块巨大的红布徐徐落下，把整个舞台遮住。
那一块红布又徐徐收起。而时代的大幕，如今已换成一块粉红的布，把我们通通遮住。
20号晚汪峰成都演唱会，当汪峰一路《飞得更高》高歌《我爱你中国》，观众也跟着高呼章子怡。成都人是多么幽默，多么摇滚。
当时代从李双江进化到李天一，让我们重温一下1985年崔健选秀的魔幻场景：他对着红歌天王李双江，怒唱《最后的抱怨》——那可是崔健最出色的的歌之一，尤其在后来录音之后：
记得那一天，我的心并不纯洁
我迎着风向前，胸中充满了抱怨
我不知何时被伤害，可这伤害给我感觉
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再回忆
可那不明白的过去，使这风显得更加强烈
那不坚定的意志，使这伤痛更加厉害
我心中只有爱情，可爱情它不能保护我
Oh Yeah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
还是在那一天，我要发泄我所有的感觉
我迎着风向前，不怕越走越远
我不知到底为什么愤怒，可这愤怒给我感觉
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再回忆
可那多少年的风，总是变换地吹个不停
把多少人的伤害，吹成了一次次革命
我心中只有爱情，可爱情它不能保护我
Oh Yeah 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我要寻找那愤怒的根源，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发泄我所有的感觉，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用希望代替仇恨和伤害，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向前向向前，我迎着风向前
向前向向前，我迎着风向前。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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