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天才的女装设计师，却时常口无遮拦批判年轻女性，就像你家隔壁爱发牢骚的老大爷一样，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言语间全是快意恩仇。
《德州巴黎》的导演称他是个诗人，用服装替代语言，一剪一裁都透露着禅机。而他说：“世间有什么能比孤独来得更奢侈？”
面对这个还在“更糟的时代”，他说：“现在的我，有那么一点焦虑。”
他叫山本耀司，站在服装设计界巅峰的男人，一个温和、疯狂、固执、绝望的混合体。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特立独行的人，无一例外的成了摇滚精神的代言人。
切·格瓦拉、贾宏声、姜文、北野武……当然还有这位山本耀司。
他是走在时尚最前沿的设计大师，可他对时尚却深恶痛绝……
这一切要从他的童年时代说起。
对于他的成长他说：“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奢侈！”
1943年，他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清贫的家庭，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渔民。
年纪渐长，父亲死在战场上，他开始帮母亲做衣服，以此为契机走上了服装之路。
在那个时代恰逢二战结束，许多日本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到外面工作以补贴家用，但她们并没有真正得到同男子平等的待遇。
而裁缝地位又尤为低下，他们不得不走家串户，小心翼翼地沿袭西方流行的式样裁制衣服。
他回忆：“在那时，大家都想穿从巴黎进口的衣服，但进口的衣服穿在大多数日本人身上真滑稽可笑！”
这一切让年轻的山本耀司感到苦恼，他常感到莫名的挫败，而在挫败感的背后，是深不见底的孤独。
他发誓，要为女人设计出适合她们、尊重她们的服装，这种服装既不会轻佻地出卖肉体，出卖尊严，也不会规规矩矩、毫无美感。
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以先锋派艺术家身份闯入巴黎时装舞台，把西方式的建筑风格设计与日本服饰传统结合起来，大放异彩，把全世界的时尚界搅得天翻地覆。
成名之后，那个当年穷酸的裁缝店老板娘儿子随便拉的屎，都会被年轻人们都拿去当精神食粮，可是他年少时的暗淡经历却一直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他常常用犀利过激的言论向这个无趣的世界重重挥拳。
对于追求流行和买卖假货他说：“装作有钱，就是病！”
他把那些购买名牌时装和假货的人看成恶俗的代名词。
“世界就是一个恶趣味的时代——穿着普拉达，带着爱马仕戒指，背着路易·威登的皮包，穿着芬迪或费拉加慕的皮鞋，全身都包裹着名牌…只要装作有钱的样子就好了，这种恶趣味，在现在的日本已经弥漫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风气，这就是病！”
对日本女孩他说：“你们都长着一副妓娼的面孔！”
他嘲讽日本的年轻姑娘，说她们卖笑风尘。
“愚蠢的小女孩。她们被宠坏了，觉得年轻就了不起，年轻就最伟大。我又年轻又貌美，你一定想约吧？她们脸上就这么写着。对于过了 25 岁的女人，就侮辱性地以‘欧巴桑’称之。”
“她们不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娼的女人,而是纯粹为了玩乐而为之的卖春…社会容忍了这种用年轻的身体,偶尔来换点钱的整体氛围。 ”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山本耀司正襟危坐，对着摄像机大谈自己对女性的看法。
“那些女孩不自己付钱，都是她们身边的男人付钱。我心里大喊：真不要脸！我想设计衣服，只为那些独立女性。”
不仅如此，他在对这帮缺失了基本判断力的女孩批判的同时，还分析了背后的原因：
“这些女孩从高二、高三开始就已经是一副‘娼妓’面孔了。受到了电视节目的影响也很大吧，也可能是那些控制日本色情业的成年人的战略吧。”
“男人觉得这种女孩是‘鲜肉’，新鲜、肉感、性感，就是可爱，所以才把她们哄得七荤八素，不辨方向。”
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说“社会浮躁，真为你们悲哀！”
从日本女孩，他谈到了全日本社会的年轻人。
“所谓自由打工者，完完全全是社会娇惯姑息的产物。什么也不干，也有人给你饭吃。随便打个工也能把日子过下去。”
“还有一种人就是全身名牌的有钱人家的脑残大小姐。而且最近居然还有人一开口就讨论家庭出身，或者是从什么大学毕业…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十几岁就过着如此享乐的生活了，那以后怎么办呢！”
他甚至用自己独特的哲思粗粝地回应这个社会。
“我觉得“浮躁”就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丢失了哲学和思想的时代，以前的人们会为马克思的理论而倾倒，拼命学习不同哲学家的思想和研究。”
“姑且不论人们为此到底有多么苦恼，这年轻的苦恼该如何克服，人们有着可以成为教科书般的思想领袖。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失去了指引，也没有共鸣的痛苦思想。所以连自己的肉体也成了轻浮的噱头。”
他发表这样激进的言论，是因为他深知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长者，他要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负责，要把社会喂进年轻人嘴里的“屎”给抠出来。
喂食文化的兴旺的今天，人们急功近利地拼命往自己脑袋里塞进更多的垃圾，这也是为什么遍地都是泛滥的“成功学”，满大街都是给人开书单的“名师”还有那些从头到脚都是噱头、没有营养的“热点热搜”。
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幸运，因为它很简单，可是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又很不幸，因为它又很劳碌。只是不管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刻意回避痛苦。
因为“只在表层盲目活着，这样简单安逸的生活真的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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