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琦,你应该知道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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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琦,选择回来 签约这天,罗琦有点紧张,为了放松,她小心地问老板:“我可以来点酒吗?”“可以”,老板姜树,“树音乐”创办人,20年前他是罗琦的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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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琦,选择回来

签约这天,罗琦有点紧张,为了放松,她小心地问老板:“我可以来点酒吗?”“可以”,老板姜树,“树音乐”创办人,20年前他是罗琦的歌迷:“红酒、白酒什么都有,你要什么?”“红酒吧”。酒上来,罗琦一杯一杯一直喝到醉。

她已经6年没出新歌,没签公司,没有底薪了。夜里2点,姜树接到电话,是罗琦,酒还没醒,兴奋又不安:“为什么选我?”“因为你行。”“真的行吗?”“你行!”这一年罗琦38岁,胖了也显老了,和所有女人一样。岁月和经历让她更加拘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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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可以吗?”

放下电话,罗琦睡了。3天后同样时间,同样的电话她又打了一通。罗琦认真了,可她的认真也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会请律师、谈合同条件,罗琦的认真是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给与她签约的姜树,打了一个月。

“我可以信任你吗?”“你真的看好我吗?”“我行吗?”“我真的行吗?”有时隔3天,有时两天,一般在凌晨2点到3点,她喝醉了,或酒刚醒。“这哪里是罗琦?”姜树想,一半惊讶,一半不忍。20年前,罗琦名气大,招人议论,见她一面都不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正进入最好的时代,崔健唱《一无所有》,张楚讲着《姐姐》的故事,何勇在《钟鼓楼》对面弹吉他,不要脸的时代让黑豹们《无地自容》。此外还有高枫、潘劲东、陈琳、毛宁、红豆、满文军、臧天朔,他们被称为“94代”。其中罗琦年龄最小,长发、一脸不屑,13岁出道,16岁成名,17岁时,《请走人行道》《不想再是小孩》等已传唱一时。

那时姜树在青岛,一边上高中,一边听罗琦,迷得不行,把《我没有远方》听了一遍又一遍。
对小城青年来说,听罗琦,远比听那英、毛阿敏时尚得多,那代表了个性、叛逆,和一切先锋的东西,姜树一边听,一边叫好:“这太酷了!”而17年后的一个冬天,一模一样的话,却从罗琦口说出来:“这太酷了!你做的?我们可以合作吗?”她听了姜树的一个电子音乐会, 听完之后跑出来,在小院子里叫住他。“当然可以”,姜树愣了一下,罗琦的主动让他意外。“真的可以吗?”罗琦又问,很急切。“真的可以。”

那是2011年,北京入冬了,天很冷,两人站在院子里。罗琦很不平静,眼圈红了,声音有一点哽咽,像要哭出来。这之前,她靠跑一些音乐节为生,每年7-10场。粉丝成了老板,偶像是签约艺人。一开始两人都不适应,罗琦很紧张,谈事情前,总要先“来点儿酒”,有时一喝就是一瓶。

她需要酒精,甚至依赖它,这让她松弛,更快地进入状态,尤其在与人交往时。“少喝一点儿”,姜树劝她,可罗琦止不住,一杯又一杯。有时,喝到一个状态,她一下子就打开了,大笑,唱歌,拍肩膀,拿出一种热情来,很突然,又有点儿过,让人不适。其他时候,她就这么一杯又一杯地喝,一直到醉也放松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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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又害怕朋友

2009年长沙音乐节上,罗琦见到了张楚、何勇,三个人都老了。

何勇为罗琦哭过。当时罗琦18岁,一只左眼在事故中瞎了。同仁医院里,何勇大醉,一边哭一边骂:“我他妈怎么那么怂?”他目睹一切发生,却无法阻止。罗琦在一个女伴的生日会上喝多了,跟人掐架,对方拎起一个酒瓶,桌上一磕,剩下的半截往罗琦脸上一捅,戳穿了左眼。之后罗琦装了一只假眼。

重逢的席上,她一趟一趟下楼为大家买酒,连姜树都觉得有点儿过了。张楚、何勇则坐着,很客气,是一般饭局上该有的反应。姜树知道,罗琦想和张楚、何勇达到一种状态,更亲密也更私人的,为了快一点做到,她喝得更急,也更多。

酒精刺激下,她完全打开了,大笑、干杯,而张楚、何勇喝的不多,只有罗琦一个人醉得不省人事。她需要朋友,因为戒毒、去德国等原因,早就脱离了小圈子,如今想加入,又不知该怎么做。

罗琦离开这个圈子已经12年了。1997年,22岁的罗琦在南京上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她去买海洛因,之后,她被送到了公安局。吸毒,被曝光,在大陆娱乐圈,罗琦是第一例。

很快,一切都变了。罗琦从公安局出来后,托朋友、找关系,第一时间办好签证,和男友一起飞往德国。她定居德国6年,音信全无,只知在德国医生帮助下戒毒;之后,她中国、德国两边飞,每年跑七八趟,回中国参加音乐节,出场费换成欧元回德国花。

罗琦说她不想回来,因为她“喜欢德国”,那里“氛围好”“电子乐很棒”。可姜树知道,罗琦不回,“多少有一点虚荣、负气的成分,但她不会说,说了,连这点虚荣也没有了”。

在德国的十几年里,罗琦过得并不好。音乐上,她不能进入德国的圈子,生活上又一无所长,至今,她在德国没有房子。但“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名头,有了它,一切都高了一级。她结过一次婚,刚到德国时,后来又离了。对方高大,年轻,喜欢她的阅历,“她是个有故事的人”。

2004年,罗琦戒毒成功,回到中国,胖了一些,她主动说起他,“我要提一下我的丈夫”,说前笑一下,“他很帅”。她说自己有一天犯瘾,又想吸,路过动物园,眼睛一直盯着,那儿卖海洛因,是丈夫握着她的手,一刻不松。

那段感情怎么结束的,罗琦不愿多谈,“我没在德国戒过毒”,现在的她一口否认。姜树只知道,在德国,她又有过几个男人,可一段又一段,每一个都不长久。38岁了,嗓子还在,但男人对罗琦来说,已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尤其在中国音乐人里。

她开始减肥了,不吃肉,一顿只吃一点点;每天一个苹果,因为听说那对嗓子好。其他时间里,只要不工作,她就去做头发,一做一个下午。做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很开心,活在新发型带来的自信里。但无论做头发、逛街、吃饭,她都要助理陪着,她在中国期间,姜树公司每配一个助理,她都会和她成为朋友,无论对方性格、为人。

这种依赖很强烈又很私人,她只把心里话跟助理说,甚至到助理家里睡,但都不会持续太久,一般一年左右。助理年龄小,听一听,劝一劝,但不见得都听懂,也说不到点子上,但这足够了。反而,对理解她、懂她的人,罗琦会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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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坚强”,不那么容易

20年前,一切不是这样。那年洛兵从北大毕业,想在北京写词,混圈子,当时中国流行乐坛“大佬”经纪人王晓京带他去见罗琦,说:“给她写好了,你就成了!”那时罗琦16岁,曲线凹凸,穿一件绿色上衣,见到洛兵,不屑一顾:“就他?这么一个正儿八经穿西装的人,能给我写词儿?”

当时她说粗口、骂脏话,跟男人在一起,却比男人气场还大。她一头长发,挡住脸,一身的摇滚劲装,挂满了金属配饰。只要一上台握住话筒,罗琦就可以让满场的年轻人疯起来。就是这一年,一个地下摇滚party上,她唱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歌的原唱是台湾歌手赵传,而罗琦嗓子很高,高音不吃力,甚至还有一种松弛在里面,这天分打动了很多人。

这天起,罗琦火了,逐渐成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随着她的走红,指南针开始步入它的美好时代。几个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在北京三元桥一间平房里,有钱一起花,有饭大家吃。有时,一把琴,几瓶啤酒,就这么一夜一夜地听唱片,直到天亮,从U2听到Extreme,又从Envy 听到小红莓。

喝多时,罗琦也会一下子静下来,“你别信他们的”,她对洛兵说,“我其实对爱情……很珍重的,你信吗?”她恋爱了,对方是一个小男生,瑞典人,一回国就给她写信,罗琦一边拆信一边哼歌:“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不是摇滚,但她唱得比摇滚更投入,也更好听。

好运来得太容易,罗琦很飞扬,跟朋友在一起时也沾了一点麻醉品,但量很轻。处在这个圈子里,和其他有才华的年轻人一样,她很容易地被带入了一种情绪。之后,罗琦失去了左眼,再之后,她的一切都在往坏里变。

1993年的一个夏天,雨很大,风也急,王晓京来到洛兵家,一边拍门一边喊:“快跟我上医院,罗琦眼睛让人打瞎了!”到医院时罗琦酒还没醒,一个人躺着,床下一盆血,左眼珠子已经空了。在摘除眼球的手术单上,王晓京签的字,13岁离开家,罗琦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几分钟后,手术室里传出叫声,惊天动地:“我不要摘呀!痛呀!”“因为平时服用麻醉品,现在打了多少地卡因,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大夫不屑地说。

这一年罗琦18岁。

手术一周后,她第一次照镜子,对镜子里的自己说“这是你的新面孔,你要习惯它,接受它。”
19岁时,罗琦左眼蒙着一块白纱布,长风衣,大皮鞋,跪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她张开双手,唱“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一生是完整的欢喜”。

指南针很快出了一张专辑,名为《选择坚强》,以罗琦失去眼睛为由,带着很强的命运感,还有灾难、承受、以及不可思议的坚强。专辑大获成功,罗琦又一次火了,指南针也成了一支一流摇滚乐队。她已能拿这只眼睛开玩笑。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就放在床头,“我不能丢掉它,丢掉了就像你们男人当了太监一样”。

但坚强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容易。

一次到上海电视台演出,彩排时导演看到罗琦:“把头发撩起来!”罗琦照办,左眼上一块白纱布,“这又是怎么了?”导演不耐烦:“把纱布摘了!”王晓京解释:“伤口还没好,她眼睛瞎了。”“什么?你们给我找了一个瞎子?”导演被激怒了,“去去”他上来推罗琦,“下去,你被取消了。”罗琦一句话没说,完全地沉默,那段时间她已经开始吸毒了。

一开始是用鼻子,只沾了一点点,吸完之后马上吐了,但很快飘飘然的感觉来了,“心里没那么疼了。”13岁退学后,在一个不被保护的年龄进入社会,无论心理还是知识上,罗琦都是不成熟的,她经历一切的顺序是先接受再理解。凭着天分,她顺利往前走,一旦遇到困境,她无力排解,而毒品的快感是直接的。时间越长,吸入的量也越大。那次罗琦从温州飞北京演出,在南京转机时,身体的瘾来了,她陷入焦虑,思维也开始不受控制,她上了那辆出租车。事后罗琦说,她不恨出租车司机,她知道没有“南京事件”也会有“北京事件”“武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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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来?

第一季《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梁博唱了一首《回来》,因为这,人们又一下子想起了罗琦。《回来》是罗琦19岁时的作品,当时,她左眼一块白纱布,眼球被摘除,刚刚可以上台。

后来,有人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请了罗琦,但罗琦没去,因为骄傲,也因为过去的位置。也有人说,罗琦去了,但一首歌下来,没有一把椅子转回。椅子上最资深的导师,是曾与她同时代的那英。

去或没去,罗琦不置可否,“选秀跟我有关系吗?”她摇摇头,困扰又不自在。那是一个下午,阳光很好,《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比赛正酣,罗琦穿普通的一件红色雪纺上衣,黑色短裤,只有丝袜上带有一点设计。每一句话之后,她都会频繁地点头,一般三次以上,点得很重,这让她显得虚弱而诚恳。在这个问题上,姜树也犹豫过。他曾希望罗琦参加,四轮曝光下来,罗琦的出场费可以翻一倍,也对她11月即将上市的专辑有很大帮助,但罗琦态度消极。

“吸毒,瞎了眼睛,讲讲这些悲情故事,然后自己潸然泪下,再唱一首歌,人家一听,嗓子还在,多么奇异的反差,观众爱看这个。”卢世伟说。他做过《中国好声音》评委,对电视节目的卖点非常清楚,但他也知道,“就算她豁得出去,可她又真的有什么隐私好曝吗?她的卖点也就是吸毒,但吸毒也已经讲过好多遍了。”对吸毒,罗琦不想再讲。

2004年,她从德国回来时,动静很大,在戒毒所、电视节目、采访中,一遍一遍地讲着戒毒经历,不厌其烦。讲得阳光、励志,也忏悔,像人们希望的那样。

那时,罗琦以为毒戒了,问题解决了,她也就能回到6年前。可时代变了。1998年,唱片公司兴起,有实力就有机会出唱片,被知道;2003年,一切走向娱乐化,歌手的主要曝光点在歌外,不能适应的,或被淘汰,或被忘记。这一段,她完全空白。

之后唱片数字化、签约制,唱片不景气,一切变得尴尬。老音乐人放不下身段,又看不清前面的路,策划团队去了其他行业,人才流失。“他们一起找不到北了”,卢世伟说,“不只罗琦,还有94代的一批人。”之后的10年里,高枫死于肺病,潘劲东退出娱乐圈,毛宁遇刺,谢东吸毒,杨钰莹移居加拿大,红豆猥亵儿童,入狱三年。也有人转型了,如林依轮、老狼、艾静,可对罗琦来说,转型很难。她也签过几个公司,时间都不长,每个一年左右。她区分不好职业性和自我,一切场合,她都可以轻易喝醉,出了问题,又耍小孩脾气,“我没问题,问题在你们身上”。

这之后,罗琦主要就靠参加各种音乐节,断断续续,包括啤酒节和楼盘开盘,带有卡拉OK的性质。吉他手庞岩说,罗琦从不为设备不好、吉他没声了,或耳麦坏了跟人红脸。有一次演出,罗琦准备了5首歌,她准备了1个月,排练过程中任何一个乐器出了问题,需要重新来,罗琦的嗓子也跟着过,高音都真唱,从来不惜力。但因为时间不够,全部往后调,最后她没能登台。得知取消时,她没有跟主办方争执,只是坐在一边脸白下来,长久地沉默着。

20年过去,罗琦说她从不假设,假设没有失去一只左眼,假设没有吸毒;她说自己不想假设,也不敢,说完又是沉默。只是每一次演出,罗琦都会唱《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唱一次哭一次,无一例外。

—— 文章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网 作者: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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