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谈当代文化三十年

崔健谈当代文化三十年

他是一名从不抽烟,从不喝酒、没有刺青的 “摇滚教父”。 每天,崔健早上5点睡觉,下午2点起床。这样的作息,他保持了30年。此外,他还喜欢游泳,…

他是一名从不抽烟,从不喝酒、没有刺青的 “摇滚教父”。

每天,崔健早上5点睡觉,下午2点起床。这样的作息,他保持了30年。此外,他还喜欢游泳,每周一两次,每次一千米。有时,甚至半夜两点去游泳。

“做音乐的人都这样,认为早睡觉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早起床是对生命的透支。所以,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

崔健皮肤白皙,没有毛孔,多少和他 51 岁的年龄不太相称。不过,皮肤的白,透着常年呆在屋子、晒不到太阳的微凉。

有人曾在媒体上评论,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

崔健听了这些说法,觉得好笑,也不多解释,“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是两回事。”

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两张不同的面貌,和那些挥洒在音乐里的愤怒相比,生活中的他其实很平和,说话声音也不大。

尽管他会不高兴人们说他是一个“摇滚歌手”,或者“唱摇滚的”,甚至“super star”,因为你可以侮辱他,但不能侮辱摇滚乐。在他心中,摇滚是神圣的。就好像乐评人张晓舟说的,“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但如果不是这样,崔健还能是崔健吗?在上海,主办方安排媒体访问,一轮轮的采访直到深夜 11 点。一名刚入行的女记者因为紧张忘记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停下来尴尬地在采访本上搜寻。他在低低的帽檐下,忍不住微笑,等对方再继续时,他再认真地回答。

9 月 29 日起,崔健全国巡演从深圳始,遍及大连、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将持续整整一年时间,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是崔健在二十年后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他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巡演还是 2009 年。

这几年里,他曾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摇滚和古典的跨界演出。

他把个人巡演和明年创作的电影的名字都命名为“蓝色骨头”。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他格外喜欢蓝色这个意象,他曾在这首歌里写道:“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看起来却像是忍受/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这首歌曲创作于 2005 年,那一年,他 44 岁。

崔健已经进入蓝色时代,他不再是二十世纪的红,而是二十一世纪的蓝。

孤独的力量

 

10 月 22 日,崔健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同出现的还有罗大佑。当时,这位“台湾音乐教父”带了经纪人、男助理、女助手等人。相形之下,“中国内地摇滚教父”崔健显得有点寒酸,或者说,毫无排场而言。他的整个团队只有经纪人和造型师两个人。经纪人尤尤跟了他十年,更多时候,崔健都是一个人。

崔健的衣服也很简单。一个月之内,记者和他见了四次。每次,他都穿着同样一件外套——黑色中山装,这是设计师枫翎为他设计的。崔健不穿商店里买的衣服,曾有大牌的时尚品牌送衣服给他,或者经纪人带他去名店逛,他都不喜欢,因为那些都没有崔健风格。他有几个固定合作的设计师,枫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衣服里有一些他自己的创意,比如袖子上民族风的绣片,衣沿处滚边的中国红元素,都是他提出来让设计师加上的。

头上那顶红五星的白帽子几乎成为他的标志,他戴帽子的历史久到连经纪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似乎从人们认识他起,那顶帽子就再也没有摘下过。其实,他并不是要刻意营造某种强烈的个人印记,记者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换造型,他回答,“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我也尝试过其他的,只是到后来,觉得还是这顶帽子最习惯,最自然。”

当天,罗大佑早到,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谭盾、指挥家余隆等人聊天。崔健走了进去,冲大家点点头,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坐下。

崔健低头看手机。在他一米远处,罗大佑、谭盾、余隆几人相谈甚欢,不时爆发出笑声。崔健没有抬头,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都被一一挡在外面。

这样的场合,崔健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他不擅长寒暄,更不喜欢寒暄。前一天晚上,国际音乐节请嘉宾一起吃饭,也是类似的场景。

罗大佑、谭盾、余隆等人能言善道,滔滔不绝,聊得热烈,唯独他话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安静地听,只有问到他了,他才说几句。

平时,崔健声音不大。无论人多人少,更像在自言自语,他人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听清楚。

但一到了舞台上,崔健像变了一个人,音量高得震人,所有的肢体动作,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小时候,崔健不善言谈,不太会说话,甚至有点口吃。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才有了一点点的演讲能力,“但迄今为止,如果让我说客套话,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当天,记者问罗大佑对崔健怎么看,罗大佑绕了过去,“不需要问罗大佑怎么看崔健,崔健怎么看罗大佑。这太私人化了,太小格局了,如果非要回答,那罗大佑当然喜欢崔健,崔健当然也喜欢罗大佑咯。”

同样的问题,记者抛给崔健,问他如何看罗大佑,崔健花费了十多分钟认真回答。他不吝赞美,“罗大佑的音乐曾经对中国摇滚和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

有一个故事曾在圈内流传。2008 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否则不参演。崔健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

前段时间,崔健意外地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选秀节目决赛中,但这档节目的录制,崔健事先并不知情。

 

他只接到那英的一个电话,说有位年轻人很希望见见他。于是,他答应了,他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梁博,更不知道会跟着一架摄像机。开播前,《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就曾邀请他担任评委,他是第一人选,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丰厚,但他拒绝了。

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他引用了周国平的话来回答,“周国平说,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是能力上的缺陷,但一个没有孤独能力的人,是灵魂上的缺陷。一个人静的时候能够保证你思想的自我梳理,你会感觉自己像吸氧一样。”

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重复自己

 

B:王朔曾经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对你来说,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C: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话了。我觉得一切靠时间吧。在某一段时间里,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精神食粮。当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得到灵感。当你对一个东西有持续性关注的时候,也可能会得到灵感。

B:今天和罗大佑同台,他被称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父,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C:我愿意说罗大佑对我的影响,因为他做音乐比我早。我听大佑的东西不多,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摇滚和乡村音乐结合,加上他用中文演唱,他的音乐中的朴实感,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中文歌曲。而且他给我和周围的人带来一种严肃的话题,人们愿意谈论他的歌词,讨论他的演唱方式。而且,他不做作,在严格的制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就像鲍勃·迪伦一样,你永远会讨论他的音乐,但不会去讨论唱片的封面,谈论谁是制作人,而是关心他的音乐的意义。

B:在你看来,罗大佑的意义是什么?

C:现在,大陆还有很多人在说罗大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把歌曲从文学、旋律的组合上升到一个特别严肃和庄重的层面,他让流行音乐可以讨论历史、政治,甚至身世。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也许我们说的北调,对罗大佑所谓的南腔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探讨的自我,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我们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比如我在《一无所有》中谈论的我,就是小我。和“我是一个兵”,“我爱北京天安门”里面的那个“我”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提出小我,在大陆引起很多人共鸣。但我相信在当时的香港或者台湾,这种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已经在谈论自由了。这就是西方音乐里面的我,和大陆土生土长的那个我,碰撞了一个点。

B:摇滚乐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还有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

而摇滚要得到传播发挥它反叛的价值,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青年一代,要让他们有共鸣。就如同你的音乐,曾经让整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鸣。那现在你怎样让年轻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乐?或者说怎么和他们去交流?

C: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来说,我没什么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我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和年轻人分享,但当我捕捉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硬要去分享什么。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采访一个艺术家,他说,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意自己重复。我非常认同这点。

B: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崔健或崔健的音乐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

C:其实我发现年轻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比较冷漠。比如他开车在路上,旁边有辆车停下来,前面躺着一个人,他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那个人死了没有,他就直接开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比较多,本身没有什么渴望,对自己眼前的东西产生厌恶的时候,对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有一种期待和更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也许老的东西也会有新鲜感。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划分年代。当很多年轻人共同去听一个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老的东西就变成时尚了。

B:提到时尚,你怎么看 Lady gaga 和鸟叔?

C:消费者无论选择 Lady gaga 还是鸟叔,都是消费者的权利,摇滚乐再怎么有内容有想法,但它不是政治音乐,不能强加于人,它是给人选择的。Lady gaga 的东西里视觉化和舞蹈化的东西比较多,而鸟叔就是一个舞蹈,他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坏劲,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Lady gaga 我看得不多,但她的造型可不是一个基本的流行路线,她还是很大胆的,传达的信息还是有突破的,引领时尚和跟随时尚是有本质的区别。跟随时尚是对现实的逃避。

B:你会担心和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交流的管道吗?

C:我们自己刻意去交流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做作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始终在坚持表达自己的同时,并不是为了赶时髦。很多人批评我,说我唱 hip-hop 是为了赶时尚,但他们不知道,我唱 hip-hop 时,时尚还没有出现呢。当时美国的 hip-hop 还是地下音乐呢。流行音乐像时装一样,可能在最开始没有被媒体重视,不能批量生产,观众在市面上看不到,他们会认为这东西失败了。我相信有很多东西,被时代忽略的那一刹那,变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觉得并不太担心。因为演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所以我可以不断地在我的演出中推出这些音乐,这些没有被人们理解的音乐。

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迷失的季节》就因为《黄金大劫案》重新又火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可在以后释放出来。

B:你觉得摇滚乐可以解决什么东西?

C: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生活在坏时代里,没有人有权利这么说。你只能说自己是个弱者,或者被时代打败了。有很多人想借我的嘴来证明他的观点,很多人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但人其实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在作品里,比如我创作《迷失的季节》,当我写完的时候,其实纠结和不满,都已经在作品里。

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B:你有喜欢的艺术家吗?

C:我自己不太懂画,但绘画表现了强烈的时间和价值压缩。我可能没办法感受到绘画中的直观力量,我更喜欢电影传达的力量。张晓刚的画我当然喜欢,我的电影里也有张晓刚的画里想表达的情绪,那种伤痕美。我觉得表达伤痕是一个真正的态度。没有人说自己的价值是和历史成反比的,面对自己的伤痕和历史,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价值。

B:你觉得当代艺术的价值应该怎么评定?

C:我觉得当代艺术市场是有条件的,它的持续价值会逐渐被质疑。当代艺术品可能会很快贬值,真正能挤出来的有能量的东西还是很少。但这个也是遗憾,是时代的遗憾。中国有 13 亿人口,我们有价值的艺术品真正屈指可数,甚至没办法和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比。

B:这么多年从来不代言,没有站上所谓的主流大舞台,这种坚持其实很难,因为你会失去很多。比如主流带给你的机会,比如更多的名利,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C:我做过一些平衡,比如有的广告他们用我的歌,我的演唱会也会和赞助商合作,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你知道改变的话,会给他们很大的面子。比如谁谁从来不代言从来不做什么,但是后来做了,就是为了改变。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

我并不是反对商家反对商业,我是在乎艺术家的主动性有多少。现在来说,最好的形式是演唱会。如果做代言的话,几乎都是被动的。当然我现在也发现,也有一些很好的广告,一点都不给艺术家丢份。我看滚石乐队给LV做广告,旁边放着一个大箱子,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做广告是双方追求的价值在碰撞中的平衡吧,我到现在不愿意这样做,有些原因也是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我不想通过这个赚钱。有人说,当钱只是存在账户里,钱不是钱,你花的钱才是真的钱,当你没有想法去花的时候,这个钱不是钱。我的物质欲望是很少的。很多人见我面,说我是唱歌的,是摇滚歌手,甚者说我是super star,他会以为你的生活方式也是那样的。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我要好好创作,做音乐,我惧怕被别人关注。

B: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改变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的坚持,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

C:实际上威胁和诱惑在摇滚乐上体现的只是演出机会和曝光的机会,只有在这方面,我们才能和主流做交易。你要我去假唱,确实有效,但我不去,也只是失去了一些演出机会而已。但这些机会你仔细一想,也不是机会。因为你要是假唱一次得到的机会,剩下的一百个机会,起码有 50 个都会要求你假唱。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内容来源:大麦摇滚

评论

大家正在看

诗与远方

5年前惨遭《好声音》淘汰的他,原来被我们低估了这么多年…

有话直说

流传在外国富豪圈的蟑螂奶,到底是什么鬼玩意?

音乐猛料

为什么47岁的木村拓哉,该成为所有偶像艺人效仿的标杆?

潇 潇

微博:@喂薄一潇在哪

文章数
376
阅读量
112w
最新文章
  • 随时随地想看就看
  • 第一时间获取猛料
  • 更友好的阅读体验

微信扫一扫 体验小程序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