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察消灭十万嬉皮作者：张晓舟

一刀切的运动式执法，似乎是吾国惯例。而这，恰恰是不管理，是另一种失职。

最能体现中文奥妙的流行热词，我会挑个冷冰冰的——“群体事件”。“群体”和“事件”这两个硬得像砖头的词就这样生生砌在一起，无数的“群体事件”则构成了一道道墙。这样的时代热词具有冷处理的功能外加消毒效果。我们历来对“群体”具有一种心理恐惧，“聚众”这个词几乎被等同于“闹事”。

前苏联的著名地下朋克乐队“民防”（Grazhdanskaya Oborona）主脑列托夫曾经回忆说，在八十年代苏联，如果街上有三个人聚在一起交谈，便可能会引起克格勃的注意，乃至加以干涉禁止。“三”在吾国意味着“三生万物”，一旦达到三个人，似乎更意味着无边的“群体”开始成型。吾国的八十年代似乎没这么夸张——虽然严打期间两个人在公园里搂抱可能有被判流氓罪的危险——但是摇滚乐的聚众行为也是被高度戒备的。九十年代有次大水灾，崔健想去义演募捐，不料灾区当地领导一口回绝：“洪水要防，猛兽也要防。”这是“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现代表达，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对于艺术自由的警惕，二是对于聚众行为的提防。

幸好时代不同了，如今崔健都成天上电视晚会了，并且摇滚音乐节在中国已呈燎原之势，也不乏有地方政府亲自主办音乐节。英国传奇摇滚厂牌Creation老板Alan McGee前阵子来成都做讲座时指出：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是摇滚乐的两大新兴市场。

卢布大跌，人民币还坚挺，音乐节和Live House现场演出在中国仍然远远供不应求。不过，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之后，音乐业内人士对今年的前景不太乐观。因为一刀切的运动式执法，似乎是吾国惯例。摇滚乐音乐节早已不是禁忌，但对于万众啸聚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这和治水是一个道理，即便是在中国最洋气的大都市，见多识广的有关部门仍然不懂得如何“防川”。

在中国，有太多的“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可以对一个音乐会或音乐节发号施令，他们也拥有太多的理由——随便找一个都可以。

有的理由足以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音乐节要“为奥运让路”而停办，2009年国庆四十周年，摩登天空音乐节上外国乐队最后没有上台演出。

更普遍的理由是：人太多。比如去年上海草莓音乐节，因为张曼玉效应第一天爆满，警方干脆下令第二天第三天现场不许卖票。按照这种一刀切思维，今年上海的音乐节能不能照常举办都是个问题。

民谣歌手张玮玮和郭龙最近就连续碰上严格一刀切的警察叔叔。圣诞节后他们在厦门一个酒吧演出，才演了几首就来了几辆警车，勒令停止演出。张玮玮只好给观众退票并临时转移到一个客栈去继续演。据称是厦门那天发生了数起火灾，促使警察全城出动大检查。前几天张玮玮他们在北京一个Live House，警方在演出前下令现场不许卖票，只能凭预售票才能入场。上海事故的后遗症渐渐开始发作。

或许大可为之辩护：非常时期，安全第一。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让我们因噎废食。

广州的星空亚洲跨年音乐节，警方就不允许音乐节跨年，结果演出不得不提前两个小时结束，于是十点台上居然就喊新年倒计时了，只有吾国的警察有本事干涉时间的运转和新年的到来。在上海踩踏事故之后，不少人跑到我微博上大骂：“是广州警察捡回了你的命！”——这恐怕就是一刀切运动式执法的群众心理基础。但这完全是两码事，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四万多座位，按警察要求只开放了一万多个，现场空了不少座位，不满万人，并且通道畅通，诸位愣是要在如此空旷的场地勾画一个尸横遍野的画面吗？

“安全第一”往往成了最大的挡箭牌，却容易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粗暴的指令。一刀切的运动式执法，是最不需要智商，最省事，最转移焦点的，甚至是另一种无能，另一种失职。我的朋友倪冰十几年前曾在英国接受音乐节管理培训，其中会给学员发放一本小册子，讲述和分析各种细节，包括最重要的：单位面积应该装多少人，防护栏如何布置的统一标准，以及一旦出现险情该如何处理。这是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Glastonbury音乐节之后，英国政府召集警方和大型活动经理们一起完成的，而这也是警方执法的依据。这才是中国急需引进并借鉴学习的。

一切的运动式执法恰恰是不要管理的，中国的公民素质固然需要提高，但当务之急是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不是说依法治国吗？不是说科学管理吗？那不是随时随地一拍脑袋发号施令，而是与时俱进地制订法规，并引进科技管理手段。

中国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现在三四线城市也都纷纷办起了音乐节，但除了北京上海，其他城市的音乐节，警察保安干涉乃至禁止乐迷pogo，甚至把“闹事”的乐迷直接一把拿下带走的事儿并不罕见。我还见过舞台和观众相隔一百多米的音乐节，见过军警保安比观众还多的音乐节。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未开化状态，也是一刀切运动式执法的温床。

而“全市总动员，全市大检查”，往往徒然浪费警力。有一年某市要举办大型运动会，我在一个酒吧碰上警察四处检查身份证护照，一问说是有一个人在桑拿按摩时心脏病发死在按摩床上，于是“全市总动员，全市大检查”。退一步说就算那是个色情场所，那哥们不是在按摩而是在干那事时不幸心脏病猝发，但这心脏病和全市娱乐场所，和运动会，到底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警方得给广大市民上一上逻辑课才行。

大城市警方也有过类似的超强逻辑推理能力。2008年，北京颁布过一条有趣的法令：禁止在娱乐场所播放“劲曲”。据称理由是“劲曲”容易诱发吸毒，即便这个因果关系真的能成立，到底什么叫“劲曲”，一分钟多少拍才算“劲曲”，“劲”到什么地步会诱发吸毒，没有任何说明，没有提供任何音乐依据和医学佐证，没有量化没有数据，当然最后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法执行。只知道上管天下官地中间管空气，这不是管理，而是规训。

八十年代初期曾有一本奇书叫《如何鉴别黄色歌曲》，如今网上有人卖该书复印本，我也买了一本学习。而当年北京警方还印过一个异曲同工的内部小册子，不知有哪位高人能从警方资料室找到这本过时的怀旧执法指南，准确地说那是资产阶级文艺指南，当中对“迪斯科”的解释相当生动性感：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尽管时代变化已经天翻地覆，已经更高更快更强，已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已经奥运金牌天下无敌，但从禁止迪斯科，到禁止“劲曲”，权力对私身体的恐惧、操控，思维模式始终如一。

在广州的星空亚洲跨年音乐节前夕，我主持了牙买加雷鬼乐大师Sly & Robbie的工作坊。老Robbie说：雷鬼就是牙买加的心跳，他还以歪歪扭扭的走路姿势来说明，是牙买加人日常走路的姿势决定了雷鬼乐的节奏韵律。但是第二天，他们大概生平第一次目睹了一个不让跳舞的雷鬼音乐现场。广州番禺敬业的警察和保安们，一直在苦口婆心乃至声色俱厉地要求跳舞的人们坐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又坐下去了。幸好第二天，意识到头天晚上矫枉过正的警方终于变得开放，任由观众随意起立尽情跳舞，这种及时纠错值得赞赏，否则这个音乐节可能将以史上唯一没人跳舞的雷鬼主题音乐节载入史册。

朋友的女儿青青，很喜欢扮成老师教训父母和叔叔阿姨，通过模仿幼儿园老师，来实现对大人的“复仇”，而我们也就知道了她在幼儿园的遭遇。青青指着我们鼻子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