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青访谈:“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董亚千

万青访谈:“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董亚千

该访谈回顾了乐队的成长,从无到有,从“Nico”到“万能青年旅店”。顺便推荐一下万青提到的启蒙乐队The Blind Melon,真不错。 见到董亚千的时候…

该访谈回顾了乐队的成长,从无到有,从“Nico”到“万能青年旅店”。顺便推荐一下万青提到的启蒙乐队The Blind Melon,真不错。

万青访谈:“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董亚千

见到董亚千的时候,他刚从北京买曼陀铃回来,“乐队录小样会用到它。”他的乐队从成立那天算起,已有10年历史,这在石家庄属于奇迹。“其实我们乐队多半时间是处于半解散状态。”他苦笑道。“10年来我们的演出是屈指可数的”,把正式、非正式的都算上,他能数出来五六次。

1996年,董亚千和他的小学同学姬赓、张培栋组建乐队,最早也是Copy“涅盘”等国外乐队的作品,98年年底开始尝试原创。几个人都非常喜欢美国的“盲瓜”(The Blind Melon)乐队,所以把自己的风格也就定为类似于“盲瓜”的非主流/民谣摇滚。此外,还把主唱沙侬.胡恩(Shannon Hoon)小女儿的名字--Nico作为乐队名。董是主唱兼吉他,此外负责创作;姬赓弹贝司,张培栋打鼓。

1998年 The Nico创作了第一首作品,99年该单曲收录于“镭典丽声”出品的合辑《非常次序》中。用姬赓的话说,这歌发表了但“没什么影响”。不过,他们的作品,包括董的吉他水平和张培栋的鼓艺,在石家庄摇滚圈里很快得到高度评价。《我爱摇滚乐》杂志主编朱晋辉非常喜欢他们,想把他们推出来。“晓朱那时候算准经纪人吧,每周跟我们聚,请大家吃饭,有时候还给我钱花,一直鼓励我们好好做,可我老写不出歌。再后来,我就得抑郁症了……”董亚千说。

“董亚千从小爱打架斗殴,经常……………(此处省略n字-。-|||)。后来玩摇滚之后收敛多了,但性格还算非常开朗吧。”姬赓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人会得抑郁症。99年秋天,董亚千得病,乐队处于瘫痪状态。
万青访谈:“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董亚千

“当时说白了就是心气太高,太着急,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现实差距太大。”当时,董认为自己禀赋超群,足以成为摇滚明星。“可是又觉得周围环境烂,资讯、机会都不行,自己很急,而越急越写不出东西。”于是,他的心理问题日渐严重,“当时非常较劲,总觉得英文歌儿才是最好的,只有英文才和自己的音乐形式匹配。可我又觉得作为中国人,怎么也唱不出那种味道……至于中文歌儿,当时觉得已经全都不是歌儿了。”没过多久,他的抑郁症发作,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一上来劲儿就什么都干不了,想寻死,还摔家里东西,尤其是琴。别人舞台上摔琴那是表演,我是真摔,一连摔了好几把。” 2000年,姬赓考上长沙的一所高校,只有假期才能回来参加排练。随后,吉他手崔旭东加入,但乐队基本上没什么演出。

董亚千吃药不见效果,后来就去秦皇岛疗养。疗养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练琴,“姬赓跟我从小玩到大,在乐队里他是我的精神支柱,他不在的时候我根本没心情写歌,没兴趣琢磨摇滚,就是一个劲儿练琴。我甚至都忌讳弹摇滚乐,而是弹爵士、布鲁斯,比如John Scofield。”

他在秦皇岛结识了一帮当地乐手。“大家在海边租房子住,养了两条狗。平时还排过‘盲瓜’的作品。”这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情逐渐好转。

当年被很多人誉为石家庄第一鼓手张培栋,01年离队去日本上学,不久回国,他已告别摇滚乐,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02年,新鼓手荀亮加入。“荀亮跟张培栋一样,可以说是有偏执倾向的技术狂。他苦练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远远超过张培栋,成为石家庄第一。”

同年年底,乐队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同上次一样,还是姬赓起的名字。“我觉得我们乐队这些年太败了,所以换名字冲冲晦气。改了名后还请了一次客。”

随后,姬赓写了乐队第一首中文歌词--《不万能的喜剧》,并花了3天时间说服董去演唱。“姬赓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我算是别过来那股劲儿了。之前的歌都没词,都是用点英文单词胡唱的,现在终于有一首带歌词的歌了,而且还是中文歌词。”董最近很喜欢听左小祖咒的唱片。“现在我觉得英文歌不是歌了。”他在沙发上大笑。

2004年,荀亮离队,加入“红色浆果”乐队,开始走流行路线。该乐队曾多次为“超级女生”们的巡回演唱会伴奏。同年崔旭东离队,回到此前合作过的“旺财”乐队。次年奔赴成都,加入“声音与玩具”。而姬赓则完成本科学业回到石家庄,在河北师范大学读英语系研究生。

姬赓回来后,乐队的创作和排练又提上了日程。今年4月,他俩招募了萨克斯手冯玉良,大提琴手鲁轶以及小号手史立。乐队终于完成重组,开始录制包括4首乐队作品在内的不插电小样--《废人们都在忙什么?》

万青访谈:“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董亚千

回到石家庄后,董亚千也唱过酒吧。“有次正唱着呢,台下黑社会开始混战,我就再也不去了。”最近,他找到一份在石家庄郊区教琴的差事,每周去上几次课。姬赓则边准备硕士论文边忙乐队的事。“不管录得怎么样,录完音就开始排练,然后多搞点演出。”

董亚千弹了会儿曼陀铃,然后停下来说,“但其实音乐上很多东西是没能力控制的,这几年得病也不是件坏事,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我倒觉得自己对音乐更有把握了。乐队走到现在这个份上,大家也都不着急了,我有信心再写出来好歌儿。”

他最后说了一句,“以前老想当摇滚明星。现在觉得当摇滚明星是小蛋仔儿的想法,我要当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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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石中国》200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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