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那十年: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有话直说 中国摇滚那十年: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窦唯 1969年生于北京,中学时接触西方音乐并开始学习吉他,1987年离校,次年加入“黑豹”乐队,担任主唱并创作词曲。1991年离开黑豹,组建“做梦”乐队。…

窦唯
窦唯 1969年生于北京,中学时接触西方音乐并开始学习吉他,1987年离校,次年加入“黑豹”乐队,担任主唱并创作词曲。1991年离开黑豹,组建“做梦”乐队。1992年与波丽佳音公司签约,同年10月乐队解散。1993年初,与波丽佳音公司解约,签约魔岩文化。1994年5月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

张楚
张楚 原名张红兵,1968年11月生于湖南,8岁时跟随父母搬到陕西。10岁时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原陕西机械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辍学。1987年只身到北京,踏上音乐之路。1993年录制个人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

何勇
何勇  1969年生,6岁起随父学习音乐,11岁拍摄儿童影片《四个小伙伴》。15岁后作为吉他手开始演出生涯,先后组建加盟了“五月天”、“报童”等乐队。1994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1996年在首体的一次颁奖晚会上演唱《姑娘漂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从此再未在北京的舞台上参与大型演出。2002年春节前在家中“玩火”殃及邻居,被短暂拘留后又被送精神病院,从摇滚战士变成“北京病人”。

吴珂
吴珂 1989年夏天开始做摇滚,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曾任“做梦”乐队吉他手,在圈中是个时尚有才气的人物。1996年9月7日“吞服过量镇静剂曲马多去世”。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文化里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用摇滚构建起一座乌托邦。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不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吴珂的消失像那个年代的倒塌一样成谜

“当然,摇滚的圈子里死了很多人。知名的有张炬(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于1995年5月11日遇车祸去世),不知名的还有很多,吴珂是不知名的,但是他很闪光,很有女孩缘。”直到现在,盛志民和他的朋友们提起吴珂,情绪上还是难以名状。关于他的下落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

吴珂的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崔健《一无所有》的磁带就是其负责出版的。吴珂耳濡目染,1989年夏,16岁的吴珂在八王坟哭着恳求父亲,要搞摇滚乐。父亲答应了,给他找了吉他老师,最后因为吸毒,吴珂还是走了。吴珂的父亲在采访中自责地说:“还是我害了他”,吴珂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个日子——1996年9月7日,“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这一天,她从自己的录像店回到家,儿子已经吞服了过量的镇静剂“曲马多”。

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珂”作为一个起点,盛志民解释说,吴珂当时是个谜,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于是辗转找到了他的父母,说服他们说出了当年的情况。吴珂跟张炬不一样,张炬去世,是中国摇滚史上一个重要的印记,而吴珂却没人知道,他也代表了很多摇滚乐的无名者。其实那个年代,吴珂在摇滚圈里很是个人物,他很出挑,很有才华,所以在这部片里,他不该被忘记。

吴珂是怎么消失的,就像那个年代如何轰然倒塌的原因一样,很少有乐手能说清楚。何勇和张楚都认为,没人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完全是懵的。

“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吴珂的朋友、乐手马培说,“小珂是这样的牺牲吗?不知道。”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然后是搞电影的,最后才是画画的,现在整个倒了过来。”马培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受理想主义教育的,艺术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上的,当理想主义没有了的时候,那艺术他妈的就没有了。”

摇滚乐的审美根本不被接受

在那拨人中,现在只有崔健还有举办个唱的号召力。2008年秋,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出,现场变成了怀旧歌曲大联唱。之后,他频频出现在各大音乐节和拼盘演出中,人们都说崔健变了。

可盛志民却并不这样认为:“崔健没变,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虽然他的新歌里他要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要听,但他搞真唱运动就是是拐着弯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位“中国摇滚乐教父”在片中愤愤地说:“说白了,在中国,摇滚乐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就不是美。”崔健说,“这是几百亿中国人——不是一代人——的文化思维方式。”

而曾经带着这拨人征服香港红磡的张培仁感叹,他们在过去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爆发时没有虚佞的商业主义阻挡。上世纪90年代的精神没有延续下去,“很可惜,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十年。”

何勇是片中镜头最多的,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台上大喊“姑娘漂亮”的年轻小伙,他也演出,但一年也就三场,他还唱“姑娘漂亮”,但已经喊不动了,因为他变成了发福的中年怪叔叔。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片中张有待和何勇吃饭时的一段谈话显然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何勇:有Landy(张培仁)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怎么了?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

……

何勇:我其实现在最想在云南大理、或者北京郊区、青岛海边……有个小院,养只狗,看看书。我不是说永远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想现在过过这样的日子……

张有待:(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是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最终是养狗?

何勇:养狗,但是你想这样的话,除非我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否则我根本没有钱……你知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张有待:你这是废话,你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去问马路上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我想这样,我想找一个海边,养条狗……这么过日子,你这也太小资了。

何勇:……我其实就是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心里的东西没准儿能出来。

张有待:那样就更出不来了。

无论出现或毁灭是自然规律

《再见,乌托邦》素材有13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了90分钟。“我拍了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解掉。”

当年的“魔岩三杰”对这部片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回避。何勇根本没看这片子,盛志民说,“他看了也许会生气”。张楚只看了自己的那部分。窦唯只看了张培仁采访的那部分,而片中他的那部分都是由他自己拍摄提供给盛志民的。“虽然他不接受采访,但他给了我他的影像和音乐,这也是他的态度。”盛志民说。

再次看过影片,盛志民告诉早报记者,“两年前,我还认为1980年代是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无论它出现或是毁灭,这个是自然规律。”

记者追问“是否相信会有下一个轮回”,盛志民连连点头。

影片最终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而那些昨晚在崔健的小号声响起时热泪盈眶的“摇滚果儿们”,他们心中的十年,也许还是无法替代,而所有与之相关的词:生命、理想、精神、肉身……

想必,不思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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