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赤裸裸的纪录片,他敢拍你敢看吗?

有话直说 如此赤裸裸的纪录片,他敢拍你敢看吗?

纪录片是种表达方式

前两天,滚君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草》。

文章向大家介绍了一部小众纪录片,拍摄地点在警察局,我们透过镜头看到了以前很难想象到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

很多读者都非常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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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名字叫《差馆》,导演是周浩,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但他在大陆知名度并不高。

很少人知道他是唯一连续获得51、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

不仅如此,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的影片曾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马德里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台湾纪录片双年展等,并屡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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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纪录片之前,他是国内多家大型媒体的摄影记者。而更早之前,他是个从事机械设计的理工男。

周浩在十几年的记者经历中,做出过非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但他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照片记录,选择尝试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曾拍摄了一间出租屋里的底层生活,看着他们在那间屋子里违法接生、卖淫、打架流血;

他曾跟拍一个吸毒贩毒者,看着他在肚子上扎针、偷窃、戒毒又复吸,直到入狱,现在他们依然还有联系;

他曾花费八年的时间,追踪一颗棉花种子从开花到被做成牛仔裤的全过程;

他曾跟拍一位市长,见证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房屋被推到又重建。

纪录片对周浩而言是种表达方式,他用镜头记录下我们平时会忽略的一群人的生活状况,然后分享出来,给大众以新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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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岁的周浩是贵州兴义人,16岁考上江苏工学院(现江苏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1988年他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机械设计院工作。工作内容简单枯燥,他花钱上了一个摄影函授班。两年后,他买了一台江西产的亚西卡135照相机,从此便迷上了摄影。

1992年,他转行去了贵州日报做摄影记者。

转行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到研究所之后发现,很多师兄,智商都比我高,跟工科人打交道有时候很压抑,比如打扑克牌,他看你怎么拿牌就知道你手上有什么样的牌,永远玩不过他们,我就觉得算了,换一个地方玩吧,不跟他们玩了。”

周浩虽是理工出生,但比起数字模型,他更喜欢照相机记录下的人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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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是周浩的第一个平台,那时正是贵州小冶炼最疯狂的时候,污染严重,山头寸草不生。

他在当时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污染的报道,让“周浩”这个名字在贵州媒体圈传播开来。

周浩在贵州日报干了1年零7个月便被新华社贵州分社挖了墙角。

“当时新华社缺一个记者,一看贵州境内这个人还不错。我调新华社是上午接到调令,下午去上班,所有手续是新华社办的。”

他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旁人所不及的天赋。

1994年,周浩在新华社的第一篇报道便获得极大的关注。

一组以新华社名义发表在台湾知名地理杂志《大地》上的图片故事《贵州苗族稻作文化》,被称赞为“深刻表达了苗族人与水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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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十多组人文地理的报道,渐渐有人叫他“中国最好的地理摄影师”。

1999年,周浩在《中国国家地理》和《南方周末》中选择了后者,他拍过中国大旱、可可西里、内蒙沙尘暴等专题。

他曾被派到巴格达报道伊拉克战争,是当时唯一在巴格达的中国纸媒记者。

他也曾在中国长江三峡大坝蓄水前,耗费两月徒步穿越三峡地区,详实地报道了当时三峡地区移民的真实生活。

这十多年的摄影记者经历,让周浩看的比别人多、想的比别人多,他也渐渐感受到对于一个完整故事而言,照片的记录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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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周浩参加了《南方周末》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独立影像节,他看了很多影片,私下他指着获一等奖的片子和朋友说了句很狂的话:“你们给我两年时间,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

回来后,他就买了一台SONY DV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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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男生靠他女朋友卖淫赚钱养活吗?

你见过不消毒、直接在灰尘遍地的屋子里生孩子吗?

你看过两人拿着菜刀互砍到血流如注,最后连去医院包扎的钱都没有吗?

你能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底层生活,周浩全在《厚街》这部纪录片里拍给你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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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又名后街,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20世纪80年代,因为工业经济的发展,这里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者。

这里有算命先生,有工人,有妓女,他们没有房子、没有钱,居无定所、疲于奔命。

周浩来到厚街镇三屯出租屋4432号,用摄像机记录下在911事件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后这群人的生活状况。

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制作略有些粗糙,结构松散。当时他都没觉得自己在拍一部电影,到底如何定义也没有很在意。

直到作品出来之后,在一些人的建议下,他才开始慢慢学习电影的拍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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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部手法不成熟、主线结构不明显的纪录片还是让很多人看到了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

由于拍摄对象的特殊性质,出租里经常有暴力事件发生,镜头前的流血和挥舞的菜刀都是真实的。

周浩当时也没感觉到怕,有一种直觉让他必须记录下这个镜头,他就冲上去拍了。

但对于作为观众的滚君而言,这种真实的血腥暴力场景比起其他电影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更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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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在影片结尾说:“我不觉得他们很苦,我也不觉得他们不苦。其实有很多苦是我们这种人强加给别人的,另外一个阶级的人用一种怜悯的心态去看待别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别人苦,其实你有什么资格怜悯别人,也许你又被另一个阶层怜悯。”

这种心态也许是周浩能尽可能客观的用镜头记录他们生活的原因,他不是想告诉观众这帮人有多惨、多值得可怜,他只是将他们的故事分享给观众。

《厚街》最后署名的是制作周浩而不是导演周浩,“我觉得我不是导演,这是生活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啊,怎么我会是导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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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厚街》,第二部作品《高三》才算得上是他的成名作。

在周浩之前还没有人拍过关于高考的题材,他受到雷德里克·怀斯曼拍摄的《高中》和张虹的《中学》的启发,便想找一个中学拍摄高三的故事。

但刚开始筹拍便吃了闭门羹,放在首选的湖北黄冈中学拒绝了他的拍摄。

周浩说这很正常,每次联系的拍摄对象只有10%左右能答应。他也没有特殊的技巧,一个不行就联系下一个,这么多人总会有人愿意在镜头前分享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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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周浩在《南方周末》的一个同事帮忙联系了他的母校——福建省的武平一中。

周浩用镜头记录了78位学生和1位老师在高三这一年疯狂而又琐碎的生活,刻苦的尖子生、翻墙逃课的差生、早恋的小情侣……

在这些学生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自己曾经高三时的影子。

周浩长相很有亲和力,这也让他在与拍摄对象沟通时更容易一些。开拍第一二天学生们还很拘谨,到后来也就一口一个“浩哥”。

片子的镜头语言很丰富,这都来源于他对于拍摄群体的掌控力。

例如学生翻墙、老师训话等镜头他在发生之前就能预料到,所以故事的高潮他很少会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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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的拍摄周浩花了一年的时间,还有几部片子同时在拍,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去武平一中待上一个多星期。

这部作品最后去香港参评时,周浩看完了其他人的纪录片,说:“我觉得这次可以得奖。”

果然他最后获得了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记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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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跟《高三》一起拍摄的还有《龙哥》,一个毒贩的故事。

那时候寻找题材的方法相对还是比较单一,周浩又是记者出身,就会特别留意报纸。

当时是广州日报头版的最下面的一条小通讯:广州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烂尾楼,里面住了很多吸毒的人。做记者的本能让他去看了看,结果在那里认识了龙哥,并且成为了“朋友”。

这种关系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说是大忌,但确实已经最好的处理方式了,他不得不介入龙哥的生活。

跟拍一个吸毒者是非常危险的,龙哥一次次问他要钱,周浩为了能继续拍摄每次也会给点几百块钱。

龙哥经常换手机号码,周浩有时会联系不上他只能中断拍摄,等龙哥打电话给他时往往都是要钱。

有时龙哥入室盗窃,他也想着要不要进去拍一次,但朋友们都劝他不要,脱不开干系,后来他想想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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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浩跟着龙哥翻墙,翻过去之后发现一手的血,有人问他:“你不怕得艾滋吗?”他说:“怕啊,就只能看运气了。”

这几年跟拍龙哥的周浩就是在危险和道德边缘游走,一不留神就是万劫不复。

后来,龙哥因为贩毒被判死刑,又因为当时要慎重死刑被判了17年。入狱之后他依然还在给周浩打电话,今年中秋节龙哥还托妹妹给周浩带了祝福。他说,周浩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其实在周浩看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算不上朋友,龙哥说的话也很难判断真假,非要说他们应该是“using”的关系:相互利用。

“using”也是这部片子的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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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拍摄纪录片的题材很广,各行各业的都有。

《书记》拍县长,《差馆》拍警察,《急诊》拍医生,他的影片只是想向大众展示这些人不同的故事,撕去固有标签,但也不会反复给大众灌输这些人有多不容易。

在他的片子中,他会尽力做好平衡不同侧面,剩下的价值判断都由观众自己做。

如果看完他的影片,能对一群人有新的认识,不再抱有刻板的敌对态度,他觉得自己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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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51届金马奖,周浩从颁奖人手中接过了一尊“小金马”——他的《棉花》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

《棉花》这部片子制作时间前后有八年,地域跨越新疆、河南、广州等地,讲述了中国棉花产业链条上棉农、纺织女工等各类人群的生活。

“我们解读棉花,也想从中解读‘中国制造’之于中国普通人的意义。”

在拍摄上,周浩会倾向于“先有一个主题,然后再在这个主题下去完成影片”,所以故事线是预先设计好的。但影片最后的呈现往往与想象大相径庭,编剧永远是“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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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种植基地在新疆,周浩就跟着河南小媳妇延威坐58小时的火车去新疆摘棉花,列车拥挤,空气污浊,连座椅下面都躺满了人。

拍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但对于他而言最难的是如何劝服别人同意被拍,前面的一年几乎都在进行预采。

期间摄像机还被人掉包过,只能重新拍摄。

所以这部片子对于周浩本人而言是不满意的,但没想到获得了这么重量级的奖项,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年他又获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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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

2015年他的《大同》获得第52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这次他的镜头对准了一个想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市长耿彦波和一座亟待更新的城市。

即使周浩一直在片中没有轻易做评判,现在这部纪录片依然已被删除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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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

他拍了十七年纪录片,算得上高产,题材广泛。无论是什么题材的纪录片,本质都是人的故事,周浩的纪录片一直在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矛盾和冲突,正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不了解。我们说话远远大于我们去倾听。”

“纪录片能让你更好的观察这个世界,平和的去看待事情的发展,这对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了解,减少相互的摩擦,都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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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很不喜欢把每件事都是非黑白分得清清楚楚,事实上也很难分得清楚,世上很少有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

这种性格,也是他放弃做记者转而拍纪录片的原因。

“混沌”是他每支影片人物呈现出来的感觉,无论是郭永昌、龙哥还是耿彦波,都是如此。

这是他认为最理想的创作方式。

用人物故事反映时代发展是周浩擅长的,但他从不做评判、不站立场,尽可能的客观呈现。

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特质。

媒体人、围观群众看见事情的一角就一窝蜂地谴责或夸赞。

慢慢有了“后真相”这个词,评论先于事实而言。

我们都爱说“是非黑白要分个清楚”,但现实是灰色地带比起纯粹的黑白要多得多。

正是像周浩这样的人,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而不是当一个正义的瞎子。

 

参考资料:

1、《纪录片《高三》:记录高考  用成长造句》—中国纪录片网

2、《周浩:纪录片就是研究人本身,它不是你去招摇这个世界的手段》—深焦

3、《周浩:从记者到影像制作人》—南方周末

4、《纪录片导演周浩:要充满敬畏地面对每个拍摄对象》—网络

5、《专访周浩: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拍摄纪录片是我的生活方式 》—抛开书本

6、《周浩:每次拍摄都如履薄冰》—拍电影网

7、《周浩:社会话语就是纪录片的底色》—中国知网

8、《周四串个门 | 专访纪录片导演周浩》—彩蛋影视

9、《蝉联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如果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混沌起来,目的就达到了》—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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