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服装样式已越来越丰富，夹克衫、西装、运动服是主流服装。服装流行样式一个接着一个，从牛仔裤到文化衫、健美裤（踩蹬裤）、直筒裤、老板裤、萝卜裤、蝙蝠衫、皮大衣、西装、晚礼服、喇叭裙、一步裙,甚至超短裙、迷你裙等纷至沓来，人们分辨着、追逐着、模仿着、新旧杂陈，花样百出。
而后，身着时髦服装的人们开始听起了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开始跳起了迪斯科。在某家迪厅里，“唢呐嗓”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人们越跳越起劲，这时，一位年轻人突然停下了舞动的步脚步，喘着粗气转而问向身旁的朋友：“嘿，我说你知道这歌是谁唱的吗？”，朋友兴奋地答道：“张蔷！”
出生于1967年的张蔷，是一位北京姑娘。年幼时，张蔷的父母就离异了，她和弟弟随母亲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贫。张蔷曾经说，小时候最想的就是，挣钱了以后，第一笔钱要吃十个荷包蛋。张蔷的母亲于1965年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在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当小提琴手。于是，张蔷从小跟母亲学小提琴，后来改学唱歌。但她比母亲幸运，遇上了好时代，或者说，一个爆炸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烫头发的人还不多，上小学时，张蔷就敢顶着一头卷发去上课。而给张蔷烫头发的人是她母亲。当时，“四联”是北京最好的理发馆，但做头发很贵，尤其是烫发，还要烫发票。于是，张蔷和母亲开始自己动手：“我看到芭芭拉·史翠珊在一个电影里的造型，很喜欢，我就去尝试。我把筷子弄折了，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烫了个爆炸头。”
这个发型从此固定下来，成为张蔷的形象标志。在那个年代，文艺团体的人总能够引领着社会时尚，是地地道道的“弄潮儿”。在时髦的母亲的影响下，张蔷的穿衣打扮自然和同龄人不一样。蝙蝠衫、吊带背心、牛仔短裤、大耳环、蛤蟆镜，张蔷就敢穿这些“奇装异服”上街。
1985年，云南音像出版社去中央歌舞剧团挑选演员，正好张蔷母亲有个同学在那里工作。于是张蔷的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蔷，希望她去试试看。这一试便开启了张蔷跨进流行音乐的大门。而后，张蔷成功地赢得了人生中第一次录专辑的机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唱歌还比较含蓄，像这样用轻快的旋律大胆唱出心中所爱的歌曲在当时十分少见。《东京之夜》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迅速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60万张一经推出就脱销了，音像公司24小时不停地制作和发货，所有人三班倒，运送盒带的卡车连夜等在门外。这盘盒带的最终销量，是250万盒。
随后，张蔷继续走红，这一次更是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成首位受访的中国艺人。《时代周刊》将她与惠特尼·休斯顿、珍妮佛·拉什、邓丽君等六位歌手一同列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张蔷排第三位，排名甚至要高于邓丽君。
这是多么疯狂的年代，年仅18岁的张蔷站到了极高的位置，两千多万张的专辑销量成为了华语乐坛至今无人超越的记录！
可是，就在1987年的一天，张蔷离开了大陆。
由于当时无人管辖的版权问题导致了盗版满天飞，又或许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看到被全面封杀的张蔷，失去了所有面向公众的机会。相比后来的歌手，张蔷是一位只出版唱片的歌手，没有演唱会，没有面向媒体。
据张蔷自己说，当时不知惹恼了谁，乐坛几乎将其全面封杀，电视台或演唱会等，根本不让上，很多歌迷不知道张蔷长什么样，只能通过磁带封面认识张蔷。无奈之下，张蔷来到了澳大利亚。
在这片新鲜的土地上，本想结婚、生子，闲适地享受着家庭带来的宁静，结果却遭遇婚变，生活的重担压得张蔷快喘不过气来，专辑销量如此之高可以拿到她手里的钱却是少得可怜。远在异国，能依靠的人少之又少，眼前的一切真的来得太突然了。
1996年，张蔷离婚，她开始说服自己要振作起来，于是准备凭借专辑《尽情摇摆》复出，之后发布了《习惯寂寞》，和2000年的专辑《尽情飞扬》。尽管专辑的制作水平大幅度提升，她也加入了自己的创作，但所收获的喝彩，却低于预期。巨大的落差让她感到失望，但张蔷心里知道，她需要一个契机，即便这个契机迟迟尚未出现。
时间终于来到了2013年这歌撬点，她和“新裤子”乐队的合作，却意外地备受年轻一代的喜爱。同年的草莓音乐节，张蔷和“新裤子”搭档出现，当《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路灯下的小姑娘》的旋律响起时，现场气氛似乎瞬间重回了那个美好的黄金八十年代，年轻的人们为之振奋，整场演出就是一场时髦的迪斯科派对！
随后，年末推出的新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中，由新裤子中的庞宽和彭磊包揽了词曲制作、编曲、MV导演以及唱片封面设计，New Wave和Disco的形神交融，加上张蔷独一无二的声音特质，让这张专辑指向复古，却获得了比复古更多的成就。
她的声音和时髦的形象，依旧在今天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演出结束后，尚雯婕更是发微博表示祝贺，称她为ROSE太后。
80年的声音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走向没落，张蔷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很久，从80到90再到现在，她的魅力仍旧无法阻挡。但她永远都会是当年那个对生活，对音乐充满爱与希望的爆炸头靓妹。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