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章为读者投稿，作者：窗台，哲学出身，自媒体撰稿人，做过10年大型音乐论坛版主，民谣爱好者及音乐偏执狂，会花一天的时间只为找一首入耳的歌并用文字找寻其背后的故事。公众号：民谣窗台（chuangtaimusic）。
杨一何许人也？
92年的春夏还能在广州一家牛扒城听他每晚用小嫩嗓唱时髦的西洋歌曲，秋未至就消失不见了。多年后，北京的天河城地下过道，能看见他抱着吉他，脖子夹着口琴架，开腔的时候嘶哑浑厚的像个从陕北赶来的农民。
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对他就更熟了。从八年前开始，华侨大厦对面的门边空地时而能看到杨一卖唱的身影。周围小商铺拆了又盖，美术馆卖门票的都换了几波，可他愣是没走。他把这里当成自家小院，风风雨雨抗战了8年。当年抓他的便衣升职成了队长，有个叫王顺义的“傻子” 学会了他所有的歌。有个曾暗恋他的女孩说93年上高一的时候就见他在这里卖唱，现在大学毕业了，杨一还没有毕业。
她说没有怀疑过杨一，怀疑的是这个世界。
但是她错了。
杨一最穷困潦倒时捡过列车上丢下的半个面包，最火的时候被民谣圈里看做中国的“鲍勃·迪伦”。8年前还能听到他唱罗大佑、齐秦和崔健，8年后他粗粝的嗓音里铺天盖地的是劳动人民的旗帜。8年内，他走南闯北如同一个民间艺人，也被当做盲流遣送，就像他当初固执的坐上北下的火车那样，他又一次次固执的回到美术馆门口。
事实上，他甩不少民谣歌手十里街的颜值和天分让想要包装他的人从未断过，前后有十余家大小不一的唱片公司邀他签约都被杨一亲口拒绝。他对民谣的专研让不少人敬佩，他的偏执又受到多数人嘲笑。大老远的跑过来，吃了苦出了名，站起来说不定就成了“魔岩四杰”，却赖在地上偏要和泥土为伍，这是有病、犯贱，还是自命清高？
但杨一不这么看，也不怀疑这个世界。
在这里，什么东西不能包装？什么东西又没有包装呢？在媒体，他游吟诗人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个勾人的故事；在商业，“八年抗战、街头卖唱”或者“人民艺术家”的头衔和“民谣在路上”的噱头都可以轻易换成钞票。那些来找到他的人手持竹签急切想在他身上扎个窟窿，然后拿到电视和杂志上烧烤，而且调料还是现成的。
只是这条路不属于杨一，更让他害怕。来北京已经和家乡越走越远，在音乐上他也不想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的，应该是他童年时发现便期盼的那样。那些从各地寄来的信让杨一知道除了小镇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像这些信件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在粤北山区一个叫翁城的古镇，家中排行老三的杨一，少年时受姐姐影响爱上画画，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长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附近逗留的原因。78年有个香港远房亲戚带回来一台三洋录音机，从电台中开始接触香港和西洋音乐。但这时候杨一更感兴趣的是捣鼓收音机和录音机，初三那年辍学后在镇上开了间电器维修部。
几乎同时，他认识了刚从县城调来的电影院青年美工，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吉他，那一年杨一16岁。其后三年，他赶上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做起了倒卖家电的营生，心里除了挣钱外没有任何理想，整天沉迷于港台的流行音乐，以及那里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用他自己话来形容，就是聪明并庸俗着。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89年春夏之际，杨一突然变得不同了。他开始关注政治，开始思考生命和青春的价值，基于此，杨一离开小镇去广州求学，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这段日子里是他这些年最充实的时光。经过一年学习和准备，回到小镇高考的杨一未能考中。这次失败让杨一大受打击，经常对酒当歌，把弹琴唱歌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在此时，他遇到一个美国人，听他讲鲍勃·迪伦和美国60年代民歌运动，这让他看到了崭新的世界，刚过完23岁生日的杨一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越来越远》里杨一写着：这一次我离开了家越来越远，往后的事该如何去面对。这首歌是杨一在民谣上的开山之作，记录了他在列车里面对空前的自由和未知的旋风时的迷茫和胆怯。他路过了长江，路过了黄河，路过了陌生不知名的村庄，行色匆匆地站在北京站门口无所适从。
美术馆售票窗口旁的那排银杏下，杨一拨动了琴弦，这一拨就是8年。如今想来，那时的杨一也许从未想过能坚持这么久。其实他心里清楚的很，自己能一直站在这里，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和事让他感动不已甚至终生难忘。
杨一记得，94年春天总有一个老头陪着老伴坐在他旁边，一段时间后就不见了老伴，一年后再不见那老头。还有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坚持要听他唱歌，她父亲给她五块钱，她从父亲手上拿走钱包把张一百的塞在琴袋里。后来杨一在《那时候的心情》里唱到：无论你在哪里流浪，都有关心你的朋友。那时圈里流行一句话：饿死你，狗日的诗人；饿死你，狗日的摇滚佬。
杨一庆幸遇到无数这样可爱的陌生人，没有让自己在狭隘的病态中满脑子充满愤怒和伤感。如果没有这些人，杨一或许会像大批的愤怒青年一样描述着阶级斗争和荒诞的理想，也因为这些人，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民谣不唱给他们听那该唱给谁？
如果说89年的第一次意识转变让杨一逃离了庸俗不堪的生活，那么美术馆卖唱生涯让他真正看清了一个民谣歌手该走的路。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他身上最为纯粹的民谣骨血应该是发生在 这件事之后。
93年5月，杨一无意识参加了一场被官方定义为非法集会的活动，在回去的路上被警察逮住，在昌平的收容所里关了两个月。在那里，他和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同吃、同睡、同样的绝望。那些露宿街头、靠捡垃圾箱的食物为生的人会把手头仅有的食物分给他，在足球场大小的院子里，杨一和北京的三无人员、乞丐、流浪汉一起迎来日出送走夕阳，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他的歌声成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包括一起为他鼓掌的警察。
杨一说：在那时，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无法用言语表达，就像肖恩克的救赎里只有人性的正义和善良自由的光辉，我无法记住他们的每一张脸，但我清楚我自己的命运该和什么的人联系在一起。在无望的生活里，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在绝望的生活里，他们就像是自由世界的飞鸟。
这年夏天，杨一开始越走越远。他带着吉他去各个城市卖唱，去寻找更自由的人，去发现更多的未知，去期待更不同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的音乐应该扎根在这片无垠的土地上，他向劳动人民拜师学艺，收集不同地域里纯正的民歌，他的歌词里没有英雄主义，没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描写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讲述的是最底层最纯粹最真实的大众生活。
他一路风尘仆仆，用歌词和音乐去寻找自然和本真。作为一个歌唱者，他还原了民谣歌手的本色；作为一个叙事者，就像他自费出的专辑里唱的那样：永远在街头歌唱，为人民歌唱。
那么，杨一是何许人也？
他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个人生命质感的民谣歌手之一，他为民间艺术和流行歌曲搭起一座桥梁，他是一个最纯粹的老百姓歌手，把民歌赋予了民谣般的抒情格调，他不是中国的“鲍勃·迪伦”，他是人民的“鲍勃·迪伦”，同时他又是独一无二的杨一，晒着苍凉土地上所有渺小卑微的灵魂。
对杨一来说，“客家人”已经不是一个血缘符号，“民谣歌手”也不符合自己的口味，他是一个流浪者，永远在路上。即便成为了“大师”，皈依佛教后，仍然像当歌手时无门无派无圈子，他不属于任何寺院，僧衣僧鞋一身行头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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