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520，晚上滚君很不负责任地跑出去约会，所以给大家转载了一篇文章。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滚君，你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就不爱我们了…”
……
那怎么可能！今天我起了个大早，就要为大家找个牛逼的选题。
正在我苦思冥想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阵凄厉的呐喊打断了我的思绪。
电脑正在播放着这样一段视频：
一个面相硬朗、头发稀疏的男人，手持两把鼓槌，挺立在一面硕大的中国大鼓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密集的鼓点跟着倾斜而出，大有朔风猎猎，金戈铁马的震撼。
转而，鼓声开始变得沉郁顿挫，歌者的声音也变得凄厉无比，“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唱了两遍，一遍比一遍慷慨，一遍比一遍壮烈，唱尽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气魄和悲欢。
一曲终了，他深鞠一躬不发一语，闻者心上，却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滚君看完这个表演被深深地折服了，眼前这个汉子到底是谁？身上有什么样的往事？唱的什么歌？
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好奇。
可是当这个男人从舞台后方走来，站到灯光下时，看到他的脸，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正是中国摇滚鼓王、远离了大家视线许久的赵牧阳。
而这次他再次出山，站到了一个名叫《一席》的演讲舞台，讲述属于自己的传奇往事：
从一个被迫辍学，在宁夏戏班子里学翻跟头、拿大顶的小学生，到见证中国摇滚全部的兴衰荣辱，背上一把三弦远走天涯，过上了食不果腹的生活…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音乐的故事”，说完这句话他腼腆一笑，他的笑容里，有一个江湖。
1967年冬天，赵牧阳出生在宁夏中卫，他的父亲是一个秦腔编剧，母亲是唱旦角的演员。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戏曲演员本来就很难挣到钱，加上父亲又被打成右派，年幼的赵牧阳不得不中途辍学。在离开学校之后他来到了剧团，开始了学艺之路。
在剧团里，赵牧阳唱的是武生，所以每日压腿、翻跟头、拿大顶都是家常便饭。唱戏师傅要求严格，只要他的动作不达标，师傅手里的刀胚子劈头盖脸地就落下来了。
赵牧阳头次挨了打，回到母亲哭哭啼啼。母亲虽然心疼孩子，但作为戏曲演员的她深知，现在这行当里站稳脚跟，不吃点苦是万万不能的。
唱戏的日子虽苦，但是却让他领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他曾骄傲地说：“当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24元全部交给妈妈时，有谁能理解一个孩子能拥有的幸福！”
1985年，国家剧团体制改革，秦腔剧团解散了。18岁的赵牧阳被安排到一个山村里做文化干事。
他放弃了分配的工作，混在家里，每天不是养鸽子就是练武，日子过得很颓废。
大哥赵已然在西安上大学，他觉得弟弟总这么待在家里也不是事儿，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身边，希望西安的文化环境可以感染这个无所事事的弟弟。
初到西安，哥哥就对他说：“来了就该下苦，再不能糊里糊涂地生活了！该长大了，该懂事了！”这句话，18岁的赵牧阳一直记在心里。
他选择了去西安投奔哥哥赵已然，当时环境简陋，他只能借宿在学校的文艺部教室里。
即使如此，还是常常遭到老师和校工们的驱赶。
当时的他在学校里第一次见到了架子鼓，对着这个洋气的玩意儿，他愣是研究了几个月。
他跟哥哥学打鼓，钻研不透，就到二十公里的歌舞团里偷师，苦练了一年多，他的名声也渐渐大了起来，“西北鼓王”的名号就这样叫开了。
1987年是有转折意义的一年，那年常宽和陈劲来到西安，见到了赵牧阳。陈劲回忆，当时的赵牧阳个子不高但浑身是劲儿，翻跟头，上墙，上树都不带含糊，说来就来。
他们带着赵牧阳回到北京，组成了“宝贝兄弟”乐队。这位初出茅庐的“西北鼓王”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赵牧阳和常宽
到了北京，他和许多来自外省的摇滚歌手一样，住在顺义的廉价出租屋里。在秦腔团练就的吃苦的本事帮助了他，他每天练习8个小时，一练就是六年。
1990年2月17日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那天的首都体育馆开始了那场传奇的“90现代音乐会”，场地安置了大约200个巨型喇叭，声浪滔天，6支乐队在两米高的台上又唱又跳，轰击着上万听众的耳鼓。
那个夜晚，呼吸乐队主唱蔚华连唱三首歌，而她身后的赵牧阳当着一万多观众的面，他solo了20分钟，几乎要掀翻了场馆的屋顶！
呼吸乐队
张楚的《姐姐》，许巍的《两天》、《青鸟》，窦唯的《黑梦》以及唐朝的《梦回唐朝》等，只要中国摇滚叫得上名字的专辑，都避不开“赵牧阳”这三个字。
最忙的时候，他曾兼任八支乐队的鼓手，几乎每天都在录音棚里度过。
据说张楚在录制《姐姐》的时候，换了好几个鼓手，但是配合一直差强人意。恰好赵牧阳到录音棚串门，当时的制作人贾敏恕希望让赵牧阳试试。
只见赵牧阳抄起鼓槌，鼓点稳健，铿锵有声，只录一遍就过了。
无奈时代的浪潮过的太快，赵牧阳在“一席”的演讲里，回忆中国摇滚的早熟和早衰。
“之前大家谈论的还都是音乐上的事，但是短短几年，都没有了！大家再见面都是我又买了辆什么车，我又在哪里哪里买了房。”
“我的乐队一个接一个都解散了，我在北京也没有事可做。一切都改变了”，说到这里，他不禁抽泣了一下。
2000年，随着赵牧阳参与的最后一个乐队——鲍家街43号的解散，他也从时代的幕布里隐去。
我记得赵牧阳在电视上说过：“每一个乐队在组成的时候，大家都是奔着一生去的。要用一生对待这个乐队，对待自己…鲍家街解散后，我就离开了北京。”
他的确是寒心了。
在鲍家街正式解散当晚，主唱汪峰约乐队吃了一次散伙饭，那时的赵牧阳已经离去，心灰意冷地背着好友民谣歌手小索的三弦，浪迹天涯…
在外漂泊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出没在不知名的街头、小酒吧，风餐露宿，常常食不裹腹。
有一次，他装三弦的琴包破了，没有钱，他只能对帮他补包的老大爷唱了一首歌作为报答。
他回忆说，自己曾在重庆卖唱三天，只挣了29块钱，回到小客栈后，他终于崩溃。
艺术家的自尊心不断拷问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然而却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后来他在楼下小花园看到一个卖唱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口中唱得正是他写的第一首歌《流浪》。他说自己的心都碎了，这件事也成了让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曾有人问他：“你觉得还会这样坚持下去吗？”他腼腆地说：“我没路可走了。”
他甚至还一度住在道观里，过着隐士的生活，五六年间，完全不使用手机，深居简出、与世无争。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朋友想见他，得爬上个两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都未必见得上一面。
2013年，赵牧阳在凤凰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对方很年轻，大大方方地接近他。他再三思量之下，终于决定接受现在这份感情。
不久后，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平凡的家庭生活倏忽而过，一天，一个电话打乱了这一切。
原来《中国好歌曲》的导演慕名找到了他，希望他能重出江湖，参加节目。
但赵牧阳拒绝了，他说“老祖宗说功成名就身退，我已经46岁了，还是带带孩子学学鼓吧”。
他并不愿意如此频繁地与外界打交道，对于周遭的一切，他抱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
这是个文化快餐车的时代，人们对他的关注也部分集中在他戏剧性的故事上。他十分排斥这些，又不得不身处其中。
而在导演三顾茅庐的诚意之下，他认识到，自己有责任站出来，把自己那些消逝的经典奉献出来，让更多人听到，也让自己的孩子听到。
他在现场说：“我有了一个小宝宝，头两天刚好满月，于是我想我更应该来这里，将来让我的儿子也看到，你的爸爸在这个舞台上唱过歌！”
“前头是高山后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当他凄厉如刀的歌声响彻这个舞台的时候，更多人在那个雄浑的鼓点背后，认识了这样一位有气节、有傲骨的铮铮铁汉。
当被问及他被“四推”的想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非常开心”。话里透着一种朴实，一种洗净铅华的从容…
与20多年未见的刘欢聚首后，赵牧阳说：我们都苍老了，岁月真是过得快啊！以前我们经常在一个舞台上表演，刚才我就想到刘欢老师喜欢喝酒，好的白酒。
一壶浊酒尽余欢，这场畅快淋漓的演出也让赵牧阳走上了事业的又一个高峰，被更多人认识并喜爱。
但是，他对此却非常冷静。他认为，所有的功名沉浮都不值一哂，“一切都是虚的、空的。”
所以，他转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音乐自身的市场太悲哀，那些优秀的音乐人需要上电视选秀才可能赢得承认…这真不是音乐的时代了，它正逐渐成为时代消遣的附属。”
不同的人生境遇让他的心性已经趋近如水的淡泊，他告诉自己，音乐不是一个名利场，永远忠于三十多年间的追求。
“只要我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的作品，有一些人喜欢我的作品，我就很知足了。我所认为的摇滚精神，就是活着，把自己对现实的看法，用自己的声音和行为表达出来。”
成名后，很多人找到他，希望把他包装成一个不世的隐士，一个淡泊的传奇，希望把他打造成下一个许巍。
但他都谢绝了：“对我来说，生活过得去就可以，钱多了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我也不适合去做偶像。”
“我觉得那样就不是我自己了！”
于是他再度转身离去，只留给这个时代一个落寞的背影。
知道这一次，滚君才在这段最新演讲里，看见这位西北鼓王的雄姿。
只是在说起自己的近况时，他总是一笔带过，姿态低调，不愿意透露更多。
望着台下的观众，他尴尬一笑，清了清嗓子，憨厚地说了句：“还是给你们唱歌吧，好不好。”
“哈哈哈”，接着他又朴实地笑了起来…
三弦声响起，你可以听到波涛汹涌的黄河，漫无边际的沙漠，嶙峋耸立的高山，还有真正从泥地里破土而出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蓦地想起一句老词儿：慷慨悲歌惊泪落，古人未必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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