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朱信明
2014年12月23日23点，鼓王在位于北京顺义的家中上吊自杀，不曾留下一句遗言。
这天夜里他走进了地下室，那里有他的鼓房。半地下的窗户早被鼓王封住，隔绝了仅剩的半片阳光，墙面贴着暗红色隔音板，隔绝了声音也隔绝了自己。几平米的小屋里除了架子鼓、谱架、音箱，就只有一盏小台灯。母亲觉得这里憋屈，呆两分钟都受不了。
只要练鼓，没三四个小时鼓王不会停下。从80年代初开始自学打鼓，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大量训练，然而就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鼓声在逐渐减弱、消失。鼓王还会进鼓房坐坐，可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他觉得闷得慌。
摇滚乐在中国已有近三十五年的历史，经历了热潮与冷场，音乐人如多数中国人一样，在下海、离岸，重返体制、游戏人间中改变着。鼓王选择继续摇滚，顽固地与现实与自身死磕。只是现在，他死了。
他将自己悬在没有阳光的地下室，像一支竖立的鼓槌，也像一个大大的叹号。
他与崔健都成了“王”
ADO乐队与崔健的合影（左一为鼓三）
“鼓王”本名张永光，北京人，属虎，生于1962年。家中老小，行三，小名“虎三”。练鼓后，他喜欢叫自己“鼓三”。
“鼓王”这一封号，是摇滚圈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评价：“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鼓手的鼻祖级人物。”
两大鼻祖携手出演的经典时刻，是1992年12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演唱会。
这夜，明与暗如刀子般在北展剧场内划出道笔直的线。舞台正中的光环里站着崔健；下方是近三千名挥舞手电筒或打火机的观众；而舞台后部的阴影中，鼓三端坐于最高处，俯瞰崔健与整个剧场。
演唱会的开场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鼓王用力打了下镲片，灯光瞬间点亮舞台。仰头望去，黑色架子鼓后面的鼓三清瘦、长脸、戴眼镜、梳背头、中等个儿，T恤手表裤子皮鞋都是黑色。
当崔健唱至最后一句“你这就跟我走”时，鼓三伸展双臂快速击打鼓面，随着幅度的增大，他仰起头，张大嘴，像呐喊，像呼叫，但很少发出声音。真正呐喊的是他面前的鼓。
架子鼓是摇滚乐的核心，看似背景，实则掌控节奏支撑歌手和乐队。北展舞台上，崔健背后的吉他手艾迪、萨克斯手刘元以及鼓王等构建的ADO乐队是那个年代最豪华的摇滚阵容，后来人们称其为“崔健乐队”。曾经“崔健与ADO”不单出现在磁带上，他们更具有相同的能量，闯入歌迷心中。
演唱会过半时，鼓三和两位打击乐手单独奉上了三分钟的华彩：鼓槌翻飞、鼓声隆隆。鼓王不时看向两侧，抬头、挥手，提示节奏。崔健说：“他是有情绪渲染力的鼓手，演奏时他的情绪是外露的，要跟人分享。”
舞台上的情绪弥漫于剧场内，绝大多数观众都是站着看完92北展演唱会的。这个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行为，当年却被视为离经叛道。以前官方对演唱会的印象是——坐着听。稳坐剧场首排的是几十位神情严肃的民警，观众里有便衣，外面有武警。在他们的震慑下，二三排的观众大都没有起身。回忆这段往事时崔健说：“作为音乐家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当然，现在的坦然并不代表摇滚人彼时的安稳。
北京警方当年设计的安保方案中，“坐着听”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就在92北展演唱会的尾声，二三排观众的情绪终于不再压抑，他们站了起来。
这场演出是“封杀间隙”中的一次意外，1990年年中崔健被禁止在北京登台，直至2005年他才重返中国摇滚的发源地公开发音。但也就是1992年这次意外，最大限度地释放着社会情绪，成就了崔健，成就了鼓三。
心一颤
鼓三将转录来的磁带放入笨重的卡式录音机，带好耳机握住木棒。伴着“披头士”敲起由五只小板凳组成的“架子鼓”，在他的“敲打”下板凳几近散架。80年代初的北京街头已可以看到背乐器留长发的摇滚青年，相比风靡全城的“流氓乐器”吉他，架子鼓稀缺且昂贵。鼓三的第一面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制成的，他跑到中央乐团找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拜师学单击、双跳、三连音等基本功，在中央歌舞团大院筒子楼二楼右侧的鼓房里，敲打攒出来的架子鼓，将自己锤炼成“王”。
转录来的磁带、录像带在鼓三看来如同“山货儿”，仿佛那些匮乏的日子里母亲带回家的好吃的。80年代，每每搞到从非官方渠道——外国人来华或亲友归国时的赠送——来的新“山货儿”，大家都会拿空白带子转录。鼓三常找后来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要这些“资料”，俩近视眼一见面，鼓三就笑呵呵地说：“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在圈子里，另一样“山货儿”是现场演出。那时看现场的途径有外国使馆的活动和涉外场所的演出。友谊宾馆当时还住着心向社会主义的外国专家，普通中国人不能随便进。为了看演出，鼓三、刘元这伙儿人跟着人群往里混，装外国人直接闯，没少动心思。进去了买不起饮料，渴了就去洗手间对着水龙头灌凉水。刚开始看人家外国乐队什么都新鲜，“唱的什么歌？”“这用的什么乐器”。慢慢的心态就变了：要是有外国人手里那些好乐器，自己也能弹出一样的效果。
鼓三和当时的摇滚青年们一样，“披头士”、“AC／DC”、“警察”一路听下来，从不知道何为摇滚到寻找自己的声音。无需担忧生活与国家前途，有钱没钱也不像现在是天大的问题。身处北京的官方文艺团体，他们有机会提前窥视外面的世界，在兴趣的驱使下走上自己的“跑道”。90年代初的某个深夜，鼓三和兵马俑乐队的二涛开车行驶在寂静的马路。鼓三问：“看路灯像不像飞机跑道？”二涛说：“像！开快点儿，然后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开车门，把不准儿能飞起来。”
打鼓前鼓三吹唢呐，但搞音乐的初衷与艺术无关。因童年正值文革，家人担心孩子出去乱混不学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的父亲找人教他练起了唢呐。跟所有家长一样，只是希望孩子有个事做，有碗饭吃。
1972年起，穿着宽大蓝色军便装的小“虎三儿”常跑出坐落在鼓楼西北边的中央歌舞团大院。他习惯背起小手，将唢呐藏在身后并用衣服遮上，沿着大石桥胡同一路小跑奔向后海。认识的人打招呼，他会害羞，不回答。
唢呐学了四年他考入北京卫戍区文工团当起娃娃兵。两年半的军旅生涯让他开朗了许多。爵士音乐人张岭仍记得鼓三退伍返回大院的瞬间：打扮得十分精神的大小伙笑眯眯地朝自己打招呼，嘴里喊着“岭儿”。
退伍后鼓三子承父业。那是1978年，从内心到音乐，一切都在默默晃动。他手中的铁饭碗本可以拿得越来越牢，1983年鼓三获得过全国民族器乐比赛优秀一等奖。多年后他坦露：“其实到1985年我在民乐领域获了许多奖，前途挺好的，转学摇滚后就再没获奖了。但是我无怨无悔。”
这份无悔的起点可能是21岁那年的采风。1983年的苏州，演奏江南十番锣鼓的“顾家班”中有位老艺人用一只小堂鼓打出的即兴演奏令鼓三怀念至今，他看到了传统音乐中那不受拘束的自由一面。“知道吗？我在鼓上‘啪’的一下，这帮孩子就得心颤。”鼓三应该也曾如自己说的那样，被老艺人的鼓声震得心颤；意识到面前的这件乐器能够敲打出自己生命的节奏。
高潮与裂痕
1992北展演唱会介绍乐手的环节安排在演奏《寂寞像一团烈火》时，崔健说：“我们的鼓手是来自ADO乐队的，三儿！”当晚共有三名ADO乐队的成员，另两位是萨克斯手刘元和吉他手艾迪；除上述三人，成员还包括贝斯手匈牙利人巴拉什。鼓三和刘元是中央歌舞团子弟，接触摇滚前都吹唢呐；艾迪和巴拉什任职驻华使馆，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的外国人。乐队名ADO出自艾迪家乡马达加斯加的方言，意思是“兄弟”。
以这四人为固定成员的ADO乐队在当时的北京可以拿到顶级的演出报酬。键盘手孔宏伟记得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自己单独演出一次能拿八十几元人民币，而和ADO共同演出时，大家收到过七百外汇券，人均百余元。
1987年崔健唱了摇滚版《南泥湾》被北京交响乐团开除，从此开始和ADO乐队合作，内地首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他们最完美的作品。1988年4月开始，中国旅游声像出版公司的录音棚变成了排练室。崔健和ADO坚持录音不能出一点错误，甚至有时白天录的挺满意，晚上回家就觉得不行了。当时一般的录音流程也就个把星期时间，但他们的录音在找感觉、调节奏中持续了近一年。据曹平描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最初的节奏是往后“抻着打”的，与现在那种健步向前的感觉完全相反。很大程度上说专辑是ADO和崔健共同创作完成的，1989版的磁带上有“崔健与ADO”字样，封面有他们五个人的合影。
专辑出版后ADO与崔健在收入分配上产生分歧：ADO觉得应该在刨除崔健的创作费后大家平分；崔健则认为应该按雇佣关系向ADO支付酬劳。“雇佣制”的尝试令这个因哥们义气走到一起，直到现在都是最适合彼此的组合暂时分裂。
1989年崔健用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方式进行全国巡演，ADO没有参加。曹平问鼓三：“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去摇啊？”鼓三说：“嫌我脚软啊。”曹平听他踩低音大鼓，倍儿有劲儿。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9年内地再版时，磁带上已寻不见ADO的名字。乐队虽是在1996年正式解散，但1989年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艾迪和巴拉什暂时回国，刘元频繁前往美国学习爵士乐。在梁和平看来，这相当于不宣而散。崔健说：ADO乐队偏重器乐演奏，主唱、市场定位不明确导致商业发展受阻。他们唯一的专辑《我不能随便说》直到1996年才出版，那时的摇滚经过了1994年香港红磡的辉煌，日渐失色。这张专辑像是对十年岁月的交代；给乐队，也给曾经的摇滚。
ADO成立于1986年，就在他们晋身为中国最优秀的摇滚乐队后没多久，三人离开，只剩鼓手在国内。家人还记得1989年的夏天，鼓三几乎不会离开中央歌舞团大院，整天闷在屋子里练鼓。
之后，鼓三音乐生涯中另一支重要的乐队在1995年成立。参与创作爵士乐专辑《MadeInChina》的孔宏伟说：“当时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乐队，经纪人开玩笑说我们是‘国际三流’。所谓‘国际三流’就是可以在全世界巡演。”这支乐队叫“天场”。他们的专辑在1996年获得香港爵士乐销量榜的头名，CNN还对乐队进行了采访。鼓三十分自豪。
爵士乐是摇滚的源头，对摇滚鼓手来说是进一步的挑战。有“最伟大鼓手”之称的巴迪·瑞奇曾说过：“少壮不努力，长大玩摇滚。”（If you don’t have ability，you wind up playing in a rock band。）当年大家都觉得鼓三的鼓打得像录音机里放出来的一般严谨细腻；崔健说：“他下的功夫出乎了我们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作为节奏乐器的鼓在他的手下打出了旋律，如同乐曲。贝斯手何锋说：“三哥的鼓声特别甜。”
鼓三参与制作出了他想要的富有民族特色又能被世界所理解的音乐，然而在内地爵士比摇滚小众，有词的歌比没词的曲受欢迎。和ADO乐队的情况类似，经典之作没有等到合适的环境。ADO的专辑出晚了，压抑的情绪已被金钱释放；天场的专辑出早了，精致的思绪尚敌不过野蛮生长。
鼓王病了
1998年中央歌舞团大院在盖新楼，鼓三家被临时安置到地下室。推门进屋时他晕倒在地，家人发现他用手捂着头，血从发间渗出。在鼓楼医院准备缝合伤口前，医生问他是否有糖尿病史，姐姐谎称母亲有。
晕倒的原因和谎话都因为一件事：鼓三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戒毒。
这之前他已有多年的吸毒史。最令鼓三揪心的是，随着毒瘾加深，自己记不住乐谱了，而且他的胳膊开始深度感染，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撑他继续演奏。
鼓王病了。
“80年代末，在中国他所面临的局面，合作人没有了。可以说一段时间，他很心灰意冷。如果当时的乐队越来越红火，合作越来越有起色，这个事可能就无缘了。”梁和平分析这个时期的鼓三常和外国人聚会，可能无意中接触到了毒品。
家人曾严肃地问过鼓三到底是谁把毒品拿给了他，“姐姐，都是我的错。”是唯一的回答。
经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工作的朋友贾什帮助，鼓三在1998至2000年期间两次前往澳大利亚治疗。身体上的病症可以快速克服，但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多久没人说得清。在澳大利亚期间他信奉了基督教，回国后还向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友人王春红寻求帮助。对毒品的心理依赖极难克服，每有反复，鼓三都会精神恍惚备受折磨。
处于恢复期的他出门时还会碰到曾经一起吸毒的人。某天和姐姐外出吃饭，刚走出大院鼓三立即躲到了姐姐身后，使劲拽姐姐的衣角：“那个人我特害怕。”姐姐边安慰边将他揽到一侧。
1999年夏天从澳大利亚返回北京，鼓三带了幅画，是只从海面探出头的老虎。2000年他去广州接受了最后一次治疗，，出院后他剃头、刮脸、洗澡、换新衣，还买了幅特贵的墨镜。鼓三说：“我又沉淀了一次。我是个新人，新的生命开始了。”
做新人
鼓三对妻子，摇滚歌手姜昕说过：都没想到还可以有第二次生命，还可以结婚，还有自己的音乐。
2003年至2005年，如果到北京三里屯的“九霄”俱乐部，会经常见到一支由三名外国乐手，一名中国鼓手以及一名中国女歌手组成的乐队。客人们坐在俱乐部一层的休闲沙发里品酒聊天，目光多投给了歌手。歌手身后尽兴敲打的人就是“鼓王”，没谁知道。
“九霄”的主人张有待清楚酒吧乐手与“鼓王”的地位“完全不符”，“那个时候他也能明白，就是来干活儿的嘛，来挣钱的。”当时国内摇滚乐队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到04年甚至连圈里人都开始怀疑摇滚是不是已成过去。
0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说：“我们粗略算过，这20年中真正看过摇滚现场演出的观众不过几十万人次，这跟中国的人口数跟本不成比例，所以辉煌只是媒体说出来的，我并不这样认为。
对鼓三而言，酒吧乐手的经历是自己回归后“做新人”的开始。也是这段时间，鼓三还录制了“中国鼓王教你架子鼓”的教学VCD，不过这套被录入“‘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的产品长年缺货，电商音乐商品中的排名也在两万之外。
视频中坐在架子鼓前的鼓三，穿着黑色裤子和外套，里面是白T恤衫。“可能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观点，和质量的要求，对不起，我所说的质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要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鼓三说的磕磕绊绊。十年前他曾说过：“三连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话语坚定，不容置疑。
往事并非全然无光，崔健在解禁后的2006年开过一场小型不插电演唱会，地点在北京。鼓三和崔健乐队的新鼓手贝贝一左一右，双鼓打得神采飞扬。鼓三戴墨镜光膀子，打到尽兴处还是习惯性地张开嘴，用表情和手势跟乐手交流。压轴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对观众说：
“小点声唱。”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十年我们就这么过来的，悄声悄气啊。蹲下来好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尝尝地下摇滚的滋味儿。”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怎么被压的，你们现在知道就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坐下好吧，坐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不让你们趴下就可以。二十年我们就这么过来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跳起来好吧！我们解放啦！”
这场演出，鼓三打得舒服，他随着节奏晃动身体，脸上有笑容。但重返崔健乐队的他身份已不再是打架子鼓的鼓手，虽然大家觉得他打中国大鼓同样为乐队增添了不少特美的鼓点，但架子鼓才是他最重要的位置。
张岭较鼓三小五岁，他说：“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讲的是‘舒服’，讲的是情感对路子。”也许，舒服仅仅是人到中年的一种妥协。
唐朝乐队鼓手赵年保留着标志性的长发，除了参加大小音乐节演奏乐队的经典曲目，他还当代言人、开讲座、为乐器展站台，开架子鼓培训班。
二涛也当过鼓手，他觉得摇滚这条路不好走，转行做起了生意。生活中依旧离不开音乐，但正如他在鼓三追思会上说的：“音乐应该是娱乐为好。过得去就好！”
和鼓三同为中央歌舞团子弟的何勇在经历了94年红磡的辉煌、官方的压力、抑郁症的折磨后，仍在舞台上高唱：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也发出过：“我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最火的时候没挣着钱”的感叹。
利益是美好事物的助推剂，但有时更是毒药。最初玩摇滚，“玩”不止是个动词，更是一种状态。有那么短短几年时间，摇滚所能产生的现实价值是有限的。音乐制作人祝小民觉得那是美好的时光，“只有这个时候！后来发现摇滚出名了，开始有商演了，这个时候人就变了，变了以后什么都是利益。”大家都是一起玩出来的，但是唱片公司更想捧歌手，以不好管理为由拒绝签乐队。汪峰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子，2000年他签约华纳时被迫放弃鲍家街43号乐队，独自发展。因参加《中国好歌曲》重回大众视野的鼓手赵牧阳参与过多支乐队，录了上百张专辑。身为乐手，他都是拿一次性的费用，从未分过版税。
受人所托，14年鼓三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前一两个小时来到电视台，自己调整架子鼓如同准备演唱会。几期下来，鼓三在现场发了脾气。有媒体报道称选秀节目火爆多金，吸引了不少有分量的乐手，这确实是好拿钱的活儿：一台节目几十个选手，不同风格不同曲目，选手按着流程演，乐手照着谱子弹；这是门生意，有成本有规则，与创作无关。但鼓三是曲子录完了还要反复琢磨完善的人，音乐是他人生的支点。
摇滚曾像一把刀子，被音乐人插进了社会坚硬的土壤。他们扮演着反叛的角色，喊出人们的压抑、苦闷。如今那个社会在金钱与无意识中散落成流沙，刀子再锋利也无处可立。摇滚失声了。当年的神圣、疯狂似乎都变成了一场梦。
十几年前鼓三儿在日本观看过他的偶像史蒂夫·嘉德的演出，嘉德当晚为一名日本歌手打鼓，表现极差“中间槌儿都掉了，丫点儿都丢了，哥们儿给丫数着呢……哥们儿心都碎了。”
“鼓手比的是脑子”是鼓三儿说的。意思是打架子鼓需要四肢的协调性，脑子管得住手脚去打出各种节奏。偶像掉鼓槌在别人眼里是节奏没把握好，在鼓三儿这里，怕是看出了追赶时代脚步时的踉跄。
音乐人李杰描述过这样一桩往事：鼓三曾打电话醉醺醺地问李杰在哪里，他说：“我被扔在马路边儿上了。”身在东北的李杰问他在哪，鼓三不回答。
“别让鼓手等太久”是80年代末鼓三和祝小民录制的一张唱片中的歌词。起初觉得好玩，他常挂在嘴边开玩笑。“看似是一种好玩的东西，也许这些在他内心里是很重要的。”祝小民说。
“别让鼓手等太久”，鼓三说了二十多年。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2015年1月9日，鼓三的追思会在愚公移山酒吧举行。崔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现实的敏感大于你对我们的亲和。你的敏感是默默的，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分享，直到你无法承受。”
2014年下半年鼓三的状态时好时坏。跟家人通电话总要说好多“谢谢”。对个人价值的否定蔓延至音乐和日常生活的各处，他觉得自己打的鼓完全没法听；给诸多朋友、同事发去信息，就过往的言行致歉。种种表现和人们心中乐观自信的鼓三相去甚远。
2014年10月2日成都，鼓三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合作伙伴王勇订了头等舱，鼓三却觉得自己不应该坐在那儿，要换经济舱。演出回来鼓三去看了梁和平，回家后他哭了。这位老友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鼓三觉得：梁和平的身体残疾了，自己的心残疾了。
10月29日鼓三五十二岁，中央歌舞团通知他内退。第一个月的退休金发出时，他刚去世不久。大家分析鼓三的死因，觉得退休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好像在提醒他自己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关于以后要做什么，他想过很多。好友杜先生记得鼓三儿想办教打鼓的学校，好苗子不收学费；还要自己开车跑遍全国传授经验。音乐人陈劲听他说要学法律，当律师。张楚知道他觉得看大门也可以，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活着就是幸福。鼓三想回到崔健的乐队打鼓，来年的演出都已经说好了。
然而就在10月18日，鼓三第一次尝试自杀。救护车开到了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他盖着白色的被子卧在病床，脸上的伤是绳子断裂时摔的。姐姐攥着他的手说：“三儿，你如果走了姐姐还活吗？”他说：“姐，你都当姥姥了。”随后松开手，头转向别处。鼓三跟妻子商量过想要孩子，可人到中年生养子嗣难度不小。当时妻子乐队中有人在西藏，鼓三请他帮忙寻找可以领养的孤儿，想着要把自己鼓艺尽数传授，不留遗憾。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要问妻子“找到了没有？”，但最终也没有等到。
转至安定医院就诊后，鼓三被确诊为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鼓三出现过幻觉。还住在中央歌舞团的筒子楼时，他曾获得过赴国外长期工作的邀约，但被他婉拒。如今身患抑郁症的鼓三开始怀疑自己被监视、跟踪，可能遭人陷害。旧事因抑郁症而被放大，甚至异化；生活中的诸多情节他反复回忆、分析，如同梦魇。
11月，鼓三给母亲打电话：“妈妈，我怎么这么想你呀。”回到位于中央歌舞团大院的父母家，这里早已没了筒子楼的踪影；曾经无处不在的音乐声和练琴的乐手也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寻常日子里的杂音和渐渐老去的人们。
鼓三说：“下回我回来，给我熬点小米粥喝吧。”
最后一次见面，他喝到了母亲熬的粥：“好舒服呀。”
“节奏代表生命，如果节奏没了生命就停止了。没有节奏，我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这是鼓三在而立之年发出的感叹。他的生命确实离不开节奏，在父母家时他总是绕着客厅里的桌子转圈，边绕边用手在桌面打节奏；开车出门时，他习惯双手搭在方向盘，手指不停地在上面敲击。
鼓三的鼓声在不断走向极致，使他成为节奏大师；可在生活的节奏中，他找不到妥协的节奏。他不是没有想过同生活和解，他是不忍与自己和解。正如《花房姑娘》中唱到的：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时我才知我已离不开你/姑娘。
2014年12月23日，鼓三第二次自杀。他位于地下室的鼓房和曾经在中央歌舞团筒子楼二楼的鼓房差不多大小，放一套鼓，勉强能站三两个人。不同的是，没有阳光。
不留遗言的他似乎应了在ADO期间参与创作的歌曲《我不能随便说》，歌词写道：你不知道我有过幻想/这幻想不是歌唱/我不能随便说。
鼓三曾有过这样的幻想：开着一个小玻璃房子式的汽车，在雨雪中前行。
（本刊实习生陶心慈、李欣然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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